余华英拐卖儿童案昨天重审一审宣判，贵阳市中级法院对被告人余华英以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此次重审，被拐儿童人数从11人增至17人。怎么看待这起案件的复杂性和法律影响？打击拐卖儿童，公安机关取得了哪些新成果，又面临哪些新情况？央视连线有关专家共同关注。
被告上诉
接下来的量刑会如何
昨天余华英当庭表示上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雷介绍，按照现在余华英的上诉情况来看，二审程序的量刑要取决于二审法院就是贵州省高院最后的审理结果。因此最终的量刑能否有所改变，还是取决于案件的证据和法官对法律的适用情况。
上诉是被告人的法定权利，可以没有任何理由就可以上诉。被告上诉后，这是死刑案件，二审跟一审一样还要进行严格审理。二审程序结束以后，死刑案件还是不能马上生效，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报到最高人民法院来进行死刑复核，最高法核准以后，才最终会发生法律效力。
都是死刑
余华英案为何要重审
为何重审该案件？程雷介绍，应该从两个方面讲。首先，该案是一个多被害人的案件，现在已有17个被害人。如果快速处理掉前11个被害人的案件，然后新增加的6个被害人的案件，其实就没办法再主张正义了。因为如果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甚至执行以后，就没有被告人了，剩下的6名被害人的案子可能就永远找不到最终的承担责任的责任人。其次，司法程序的重要价值作用，就是要实现正义，但是正义需要时间。对于刑事案件而言，公正永远是第一位的。
被害家庭
司法救助能做什么
程雷说，此外，之所以要重新审判，其实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要给所有的被害人家庭正义，让他们实现权利的救济。除此以外，还可以按照规定申请国家救助。国家其实对犯罪的发生还是负有一定责任的，这是政府责任，是一种补偿责任。被告人承担直接责任，包括刑事责任、民事赔偿责任；然后政府在被告人不能承担的责任之外，有救助补偿的责任。
这些年的打拐案件，社会救助机制发挥了很多作用，司法救助、社会救助都有这样的机制存在。
司法角度
余华英案启示是什么
程雷说，从社会公众的视角来看，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案件。因为发现了新的漏罪，而且是一下数量这么多的漏罪发回重审的。这其实体现了司法越来越精细化，越来越追求公正。因为所谓的公正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它就是要把每一起案件的事实都要查清楚，所以追求的是事实的公正。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来看，其实过去大部分以事实不清发回重审的案件，并不是像此次余华英案这种情况，是长期“定放两难”的疑难案件。然后就开始从二审发回一审，反复折腾，过去也有过这样的案件。
所以刑事诉讼法2012年修改的时候，专门规定限制发回重审，以事实不清发回重审，只能以一次为限。
程雷说：“但是今天的案件，我们可能需要认真考虑这种出现新的事实，这种情况和以往还是不太一样的。”
打击拐卖
寻亲救助体系如何完善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陈士渠认为，目前拐卖儿童案件的“积案攻坚”是公安机关开展打拐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从2021年开始就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了“团圆行动”，对历年未破的拐卖积案要全部重新梳理，然后逐案研判。有的案件是部里直接挂牌督办的，通过这些新技术、新手段的运用，争取把每一个被拐的孩子都找回来。
陈士渠介绍，我国采取综合治理的方式来铲除拐卖犯罪的滋生土壤。比如建立了公安部牵头、35个部委参加的反拐部际联席会议，制定了《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各部门分别负责救助、打击等。要形成党委政府领导、部门联动、社会协同、广大群众参与的新时代反拐工作格局，争取早一天实现“天下无拐”。希望群众发现来历不明的儿童和拐卖犯罪线索的时候，要及时报警，会逐一核查。目前盗抢类的拐卖案件在2023年已实现零发案，贩卖婴儿案还有一些，将不断采取措施，强化打击和治理的手段，争取早日彻底消除拐卖儿童的案件，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据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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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姨案
最后一个孩子找到了
记者刚从多名寻亲父母处获悉，“梅姨案”中第9名被拐儿童——欧阳佳豪已经成功找到，这也标志着该案涉及的9名被拐儿童已全部找回，9个家庭终于“团圆”。
记者联系到欧阳佳豪的父亲欧阳国旗求证。他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已经与孩子见面认亲，因为孩子在工作，现在还没有回到湖南家中。”他还透露，警方告诉他们，孩子是通过大数据人脸识别技术找到的。
据了解，欧阳佳豪于2002年11月出生。2005年，欧阳国旗夫妇租住在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仙村镇一村庄。当年5月26日9时许，欧阳国旗的妻子在厨房忙碌，孩子在出租屋门口嬉闹，仅短短几分钟的时光，孩子便杳无踪影。事后，欧阳国旗了解到，儿子是被一名叫张维平的男子拐走。据张维平供述，其拐卖的儿童都是通过一个被称为“梅姨”的女子转卖。孩子被拐后，欧阳国旗回到了湖南老家，靠种田和打零工生活。19年来，他一直没有停止寻找孩子的下落。如今，欧阳国旗终于找到了儿子，一家人团圆的日子就在眼前。据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