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文森特·格洛索（Vincent Geloso，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经济史学家）
日 期：2024年3月5日
英国社会流动性的下降可以追溯到 1970 年代。近年来，再加上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人们再次担心不平等和公平问题。社会如何能解释巨额财富的存在，而那些不太富裕的人却被剥夺了经济机会？
不平等的社会有可能导致代际结果持续存在差异。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机会的获取存在差异。富裕家庭比贫困家庭能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这些孩子还拥有更大、更有影响力的社会关系，导致社会经济地位持续不平等。因此，即使社会变得更加富裕，每个人的相对地位仍可能保持不变。出生在顶层的人会一直保持在那里。而出生在底层的人则不幸地被困在原地。
最常提到的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办法是提高税收，并通过福利和公共服务进行更大程度的再分配。这些政策的初衷是创造更多向上的社会经济流动机会。
但如果我们想有效地促进流动性，正如我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所探讨的那样，那么我们需要重新考虑这一策略。虽然高税收可能会资助那些可以帮助低收入人群获得新机会的项目，但它们会削弱创造财富的动力并降低经济增长率——这两者都会积极阻碍流动性。
要求政府加大干预力度的呼声也未能考虑到现有法规如何恶化社会流动性。以我们的规划系统为例，它抑制了住房供应，进而推高了房价。这些是英国住房危机的主要原因，导致低收入者无法进入城市。
显然，这存在很多问题，但问题尤其严重，因为城市长期以来一直是机遇的重要中心。城市人口密度大、活力强、多元化，生产力高，工人的工资和收入也更高。高房价使得城市工作更难获得。低收入家庭在地理位置上无法获得这些机会，因此也被锁定在自己的收入阶层中。
再以职业许可为例。我们通常认为，医生和律师等高技能职业首当其冲地受到这些规定的冲击。这是不正确的。在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和美国），职业许可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到众多中低收入职业。
这些工作包括建筑或安保工作，在某些地方，甚至包括遛狗员。在法律和医学等更需要执照的行业，监管制度极其严格，获得必要资格的人数往往受到限制。结果是，一些可以让人们攀登社会阶梯的职业，只有少数人才能从事。
这只是两个例子，尽管规模很大。这两个例子都表明，“首先，不造成伤害”的做法会改善现状。放开规划制度和职业许可制度将扩大人们可以追求的经济机会范围，从而促进社会流动性。
我们可以通过查看100多个国家1970年代和1980年代出生的人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国际证据来扩展这些例子。当结合有关经济自由度（贸易自由、有限监管、有保障的产权等）的数据时，我们可以看到后者与前者密切相关。即使在自由民主国家中，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国家也享有更高的社会流动性。
类似类型的数据在地方层面也显示出同样的情况。例如，在美国，出生在经济最自由的四分之一大都市的人的收入流动性（相对于其父母）比出生在经济最不自由的四分之一大都市的人高出5%至12%。
至关重要的是，在所有关于经济自由和社会流动性的文献中，我们发现经济自由减轻了不平等的影响。事实上，在经济最自由的地方，收入不平等对社会流动性的负面影响被抵消了。
这些结果对于我们了解促进社会流动性的最有效方法至关重要。有时，少即是多。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经济自由比更少更好。在考虑为英国功能失调的福利国家提供新的支持之前，也许是时候考虑“首先，不造成伤害”的方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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