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邯郸晚报
□侯廷生
在丛台的发展史上，两次被载入正式，是极为难得的，这无疑是对丛台历史地位最重要的肯定。那么，这两次被正史记录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又是如何被记载的呢？
正史，这里是指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史书。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北周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正史”之名，始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乾隆时，编纂完《明史》一书后，以上各部史书被乾隆皇帝钦定为“二十四史”，均收入武英殿本《钦定二十四史》。根据收书的规定要求，“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从此，“二十四史”就以“正史”身份确定下来。
丛台第一次入正史，是汉代。《汉书·高后纪》载：高后元年“夏五月丙申，赵王宫丛台灾”。
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条史料。高后，即历史上著名的吕后吕雉（前241—前180）。因是汉高祖刘邦之妻，封后，故称“高后”。汉惠帝刘盈即位后，被尊为皇太后。她两次临朝称制，对西汉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高后元年，即公元前187年。在《汉书·五行志》里，记载为：“高后元年五月丙申，赵丛台灾。刘向以为是时吕氏女为赵王后，嫉妒，将为谗口以害赵王。王不寤焉，卒见幽杀。”（《汉书卷二十七上·五行志第七上》）
赵丛台之灾，被汉代擅长五行之说者解释为朝内事变的征兆。
《汉书·邹阳传》里，也有关于丛台的描写：臣闻鸷鸟累百，不如一鹗。夫全赵之时，武力鼎士袨服丛台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连山东之侠，死士盈朝，不能还厉王之西也。然而计议不得，虽诸、贲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愿大王审画而已。（《汉书·贾邹枚路传》）
由于唐人颜师古注解“全赵”为汉代赵王国，释“幽王”为赵幽王刘友，认为引用的典故是赵王刘友故事。其实这是误解。这里的全赵，应是指战国时候的赵国，而“幽王”应是指赵王迁。根据战国末年撰写的《世本》所记，赵王迁谥号为“幽谬王”，可简称为幽王。如赵惠文王可简称为赵惠王、赵孝成王可简称为赵孝王一样。他的本意就是说尽管赵王的军队众多且很强大，但最终并没有挽救得了赵王的被俘和赵国灭亡。邹阳以这样一个事例来阐释自己的观点，正是要提醒和阻止吴王濞暗中的谋反准备。
《后汉书·郡国志》里载赵国有五城，其中邯郸“有丛台”。在“前三史”里，《史记》《汉书》一个作为通史，写到了汉武帝时期；一个作为断代史，写了整个的西汉。二者其中有不少史实和人物记述是重复的，例如，《汉书》有《高后纪》，《史记》也有《吕太后本纪》；汉书有《贾邹枚路传》，《史记》也有《鲁仲连邹阳列传》。但是在《史记》里，吕后元年没有“丛台灾”的记载；邹阳传里也没有“丛台下袨服武士一旦成市”的描述。《史记》将鲁仲连与邹阳放在一起作传，是因为二人都是游说之士，只不过一个在战国列国之间，一个在西汉王国之间。邹阳先是在吴王刘濞那里，有“上吴王书”；后到梁孝王那里，因被抓而从狱中写有“上梁王书”。《史记》只载后者，未刊前事。我们尚且无法判断《史记》的选择原因，《史记》为何不写丛台？这也可以作为是一道历史之谜，留给后人回答。
“前三史”之一的《后汉书》，其中《郡国志》涉及到赵国“邯郸县”时，有“有丛台”三个字，其余各处均未再见“丛台”二字。这一方面说明“丛台”在邯郸县是著名的建筑，另一方面也说明在东汉时期或许她随着邯郸地位的逐步衰落而破败。然而在《后汉书》撰写的同时期，曹魏的刘邵在其《赵都赋》里，对邯郸城则大加赞美：尔乃都城万雉，百里周回，九衢交错，三门旁开，层楼疏阁，连栋结阶。峙华爵以表甍，若翔凤之将飞。正殿俨其造天，朱棂赫以舒光。盘虬螭之蜿蜒，承雄虹之飞梁。结云阁于南宇，立丛台于少阳。
赵国的丛台，也在此又一次出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一共有十部“正史”，而“丛台”在这段历史里难觅踪影。直到《隋书·帝纪·高祖》里才有了“丛台之北、易水之南”的记述。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称说“牛首水东入邯郸城，经温明殿南，又东经丛台南……”，这里水先经温明殿，再东经丛台，点明温明殿在西，而丛台在东。《魏书》卷十二“孝帝纪”：武定元年春正月壬戌朔，大赦天下，改元。己巳，车驾搜于邯郸之西山；癸酉，还宫。这里的“西山”，是指今天邯郸插箭岭到鸡毛山一带。这一带在战国、汉代就是王宫所在，因此魏孝静帝的这次活动，是一次少见的踏访。但这时却没有登丛台的信息。到了北齐时期，高纬武平七年（576）又曾在邯郸设立邯郸宫，其位置也在所谓的西山一带（见《北史》卷八《齐本纪》“武平七年八月诏营邯郸宫”）。
我曾整理《邯郸县志》旧志，在康熙《邯郸县志》收录的一篇《丛台纪事》一文，提到一段话，给我深刻的印象：“昔余家居怀古，尝考宋人《北辕录》云：‘邯郸有丛台，世传赵武灵王所筑。其西北有照眉池，皆赵宫人游玩之地。’按《汉书》高后元年书赵丛台灾；《周书》静帝诏美隋王功，称丛台以北、易水以南云云。夫以一台之微，乃至劳史笔，动诏书，则丛台者岂非天下绝胜之境哉!逮余谒选都门，走邯郸道，邸中问及丛台胜地，里人辄与黄粱并称。”（张慎发《丛台纪事》，康熙《邯郸县志》卷一疆里志·古迹“丛台”附）
“以一台之微，乃至劳史笔，动诏书”，这可是写的丛台！除了前面所述《汉书》高后元年的记载，在《周书》里还有新的记载？这么多年，也曾粗粗翻阅过《周书》，却没有看到有关丛台的记载。一晃十多年过去了，这条梗还始终在心里过不去。这次拾笔写丛台，我下决心知道个结果。我的多年朋友桂士辉，得知我的想法，很快传来了好消息：“丛台之北，易水之南，西距井陉，东至沧海”，在《隋书》里，确实有这样的记载！
其实，我也曾想到去《隋书》查，可一想，这诏书在杨坚当臣子时静帝所发，该不会收到帝纪里。没想到还真是。看来这读书，还真不能马虎。
杨坚尚为北周的隋王时，周静帝曾于大定元年（581）春二月壬子，发布诏令，对杨坚大加追赏，历数其九大功，其一即：伊我祖考之代，任寄已深，入掌禁兵，外司籓政，文经武略，久播朝野。戎轩大举，长驱晋魏，平阳震熊罴之势，冀部耀貔豹之威。初平东夏，人情未一，丛台之北，易水之南，西距井陉，东至沧海，比数千里，举袂如帷。委以连城，建旌杖节，教因其俗，刑用轻典，如泥从印，犹草随风。此又公之功也。（《隋书·帝纪第一·高祖上》）
这是追述杨坚在河北一带建立的功勋。所谓“丛台之北，易水之南，西距井陉，东至沧海”，有南有北，有东有西，丛台、易水、井陉、沧海，这四地标志，都为大家所熟悉。和其他三处比起来，丛台只是作为一个台，却也成为标志，入于诏书，可见丛台真有着这么大的影响。这一资料的发现，也纠正了清康熙十一年《邯郸县志》和知县张慎发的行文错误。
公元581年，这是丛台再次入“正史”。
进入唐代，丛台作为重要的地理标志，确实非常有名。其作为“丛台胜地”，且为“天下绝胜之境”，所彰显的中国传统建筑台的风采，可从中一窥其斑。
1981年4月清理出土的鸡泽北关墓志，其中一墓主叫郭行，生前系骑都尉、武安令，于大周如意元年（692）去世安葬。墓志上有：“粤若丛台西峙，环桑接于峻隅；漳液东流，抗甸弥于沃野。家声祚胤，自远叶而重光，人杰地灵，必连华而间出。”（见鸡泽北关1981年出土《武周郭行墓志》）
大名碑刻《武周王汉墓志》，刻于武周天授二年（691），墓主王汉，1988年出土于大名县大街乡曹桂村。该碑确定了魏州城的位置，而且以丛台为标志：“南望卫城，北邻漳水，东瞻沙麓，西瞰丛台……”（见任乃宏：《邯郸地区隋唐五代碑刻校释》）
出土于邯郸市内中华大街东侧、电业局院内的一方唐代墓志上，也有关于丛台的记述：“东望漳水之流，西观石臼；南看东明之馆，北见丛台之形。”（见《唐焦客朗墓志》，1989年出土）该墓志刻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1999年因此处工地施工被发现出土。这里距离丛台很近，因此该墓志是判定邯郸县城位置以及研究唐代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资料之一。
综合以上各碑，我们可知隋唐时期的丛台，是邯郸一带最重要的文化地理标志，且对冀南一带影响巨大。这对理解、探究丛台在正史上的地位，是特别重要的注脚。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唐代那么多的诗人，会汇集邯郸，在丛台上放歌。
当然，他们在这里，更多的是感慨燕赵魏地的沧桑巨变，寻访到的多是物随时转，世已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