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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大地史书”,不见永生,却见永恒

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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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瞭望东方周刊

行走于三秦大地,我们在历史悠久的陕西阅读了真实的“大地史书”,也寻迹了先贤的脚步。岁月足以摧枯拉朽,但却愿赐给高贵的精神以永恒,而文明传承的密码就印刻在其中

“土地缓慢地堆叠出故里,岁月细致地雕刻出秦韵。”前日挥别了宝鸡,10月12日,“与辉同行”陕西行最后一天的行程从汉景帝阳陵博物院开启。

在西安渭河正阳大桥上向北岸眺望,阳陵是一处若隐若现的“土包”。实际上,作为汉景帝刘启及其皇后王氏的长眠之所,阳陵规模宏大,封土堆高达30余米,整个陵区地跨咸阳市渭城区、泾阳县和西安市高陵区三县区。

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在渭河北岸的咸阳塬上,西汉帝王陵墓群蔚为壮观,其中,汉景帝阳陵是我国目前唯一经过全面科学勘探和系统考古发掘的西汉皇家陵园。

帝王的墓葬,往往承载着墓主对永生的追求,阳陵也如此。阳陵的帝陵陵园平面结构酷似汉长安城,考古学家们推测,帝陵在建造时可能着意模仿了现实中的都城结构,以期使汉景帝在陵寝中延续生前的帝王生活。

历史洪流向前,湮没埋葬帝王的永生幻想,但阳陵的遗址却是“文景之治”的物质见证。

阳陵出土的大量随葬汉俑,多显得平和、从容,正是那一时代的表情。在西安周边的众多帝王陵里,唯有阳陵可以做到如此全景化的展示:游客可以在全地下的帝陵外藏坑遗址保护展示厅于全包裹的玻璃栈道中环顾考古现场、在考古陈列馆参观近千件精品文物、在地面宗庙遗址中感受西汉的恢宏。

在《史记·孝景本纪》中,司马迁记录了阳陵的兴建:汉景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53年)“后九月,更以弋阳为阳陵”“五年三月,作阳陵、渭桥。五月,募徒阳陵,予钱二十万”。

不同于帝陵的宏大,位于韩城的司马迁祠墓朴实又庄严。

这是当天走播行程的第二站,我们在那里没有看到对永生的渴望,却仰望了一种永恒。

祠和墓始建于西晋年间,祠墓相连,从坡下至顶端,依崖就势,层递而上。拾阶而上时,董宇辉感慨:“从这些台阶上来,人内心有一种匍匐的感觉,好像在攀登一个在史书上已经无法攀越的高峰。”

司马迁祠共分四个高台,台前各立一个木牌坊,自下而上共四个,第一座牌坊上是“高山仰止”四个字。

司马迁曾在《史记·孔子世家》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乡往之”来称颂孔子,而后人又以此表达对司马迁的崇敬。

少年时代的司马迁生活在故乡韩城。在汉武帝初年“兴造功业”的社会氛围中,步入青年的司马迁不甘“耕牧河山之阳”,来到长安担任太史令的父亲身边,在父亲的鼓励下外出游历、搜集史料,回到长安担任近侍郎中期间又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足迹几乎遍及全国。

“遥想汉人多少闳放”,鲁迅对当时的时代精神如此描述。完成秦汉一统又受益于文景时期积累的财富,此时的社会正昂扬一股少年气魄,司马迁便在这一氛围下完成了自己的文化壮游。

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后,司马迁主持修改历法,并在接下来踌躇满志地开始创作《史记》。李陵事件和此后的牢狱之灾、腐刑之辱,并没有击倒他,却更锤炼了他的意志。出狱后的司马迁专心著述,呕心沥血完成了52万余言的《史记》。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我国第一部由个人独立撰写完成的史学专著。它融史学性、文学性和思想性为一炉,记载了自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

中国的史书浩如烟海,但唯有《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人评价,中国文学如果缺少了《史记》就缺少了一种风格,中国史学如果缺少了《史记》就缺少了一种风骨。

不隐恶、不虚美是太史公作史的最大特色。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说出他为何作《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言明他的生死观:“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在司马迁祠,有一条沧桑的司马古道。司马古道也称“韩奕坡”,是古代韩城通往长安的国道,宋时以沙石条铺设,堪称当时的高速公路。数百年后,道路凹凸不平,但仍朝着长安的方向。

几天来,行走于三秦大地,我们在历史悠久的陕西阅读了真实的“大地史书”,也寻迹了先贤的脚步。

在司马迁的矢志不渝和后人“高山仰止”的追思中,我们看到了中华文明何以绵延不绝。岁月足以摧枯拉朽,但却愿赐给高贵的精神以永恒,而文明传承的密码就印刻在其中。

用打开历史课本的方式阅读陕西。在对故乡的眷恋中,12日晚,“与辉同行”陕西行在西安告一段落。“心满意足、意犹未尽、挂一漏万”,董宇辉这样形容这一程归乡之旅。“希望陕西行是难忘、深厚、丰富和精彩的,也希望某一刻的分享能带给你与我一样的激动、喜悦、兴奋或是思考,如果更贪心的话,则是希望这些能为你的生活增添一些色彩。”

好了,又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就写到这里吧。我们下一程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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