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财社论：期待以人为本的财政政策能感能得
市场翘首期盼新财政政策的出台。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9日发布预告，将于12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请财政部部长蓝佛安介绍“加大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当前市场正期待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节，能安顿住市场躁动的情绪，寄望政府与市场塑造出通畅的反馈机制，使政策成为双向趋势互动决策，将自上而下目标与自下而上的诉求，合成为一股向上和向善的力量。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市场对财政政策情有独钟，主要是因为财政政策的变动、投向等，不仅决定着政府的活动轨迹、行事风格，以及“一揽子增量政策”的可信、可行和可操作性，而且也将左右投资者的投资布局策略、耐心程度等。
毕竟政府的任何行动都需财政资源支持，财政资源的预算分布点阵图，是用真金白银刻画的权力行径路线图，同时也是各方边际利益变动和绩效评估的关键参数，人们正是基于财政预算分布点阵图，来评估权力行走的可能性边界，乃至给市场各方带来的边际损益。
增量财政资源若更多投到新旧基建等供给侧，各大市场主体就会将投资组合布局到支撑供给侧的周期性行业；若增量财政资源更多投到需求侧，那么各大市场主体就会将投资组合布局到消费类行业。
市场对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高度聚焦，另一关键因素是当前经济面临的有效需求不足和流动性匮乏问题相当突出。而国民经济三部门中，企业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已被打满，且面临着进行资产负债表修复的当务之急，为此当下主要还是政府部门具有扩张信用的能力和空间。
同时，由于经济增长压力，使得财政预算收支存在缺口，需释放更多举债空间抚平这一缺口。
当然，人们期待超预期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不仅是规模上的，还包括方向和结构。当前市场已形成一种共识，那就是基于投资驱动扩大总需求的传统财政政策，业已呈现出效用边际递减甚至负效用格局。这主要集中在三个维度：
一是各级财政的风险偏好和风险可承载能力是有边界的。尽管特别国债等融资成本较低，但依然需支付本息，而在财政收入存在缺口的情况下，各级政府的风险可承载能力、风险可容忍度等都呈边际递减态势。
二是当前财政投资驱动面临非常明显的资产荒、项目荒问题，真正具有投资可行性的项目比较有限，政府投资面临投资项目收益难以有效覆盖成本，甚至项目无法有效产生正的经营现金流问题。
三是传统投资驱动的积极财政支出政策，让市场难以真正产生有感有得的收益，投资驱动撬动的经济活动链条有限，这导致投资乘数效应较低，难以杠杆化提升经济的有效需求。
为此，市场期待超预期的增量财政政策，将更多财政资源投向公共民生领域，让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更加以人为本，这就要求增量财政政策通过强化对社保、医保、教育、公共卫生和社会救济等民生领域投入，夯实社会防护型保障底座，使社会政策的托底能达到可真正边际改变人们心理账户分布结构的程度，这样有效需求才能自内而外地在市场释放出巨大能量。
这是因为，人们已确信，当前14亿人口的大市场出现有效需求不足，核心在于居民部门缺乏有效购买力，这需要财政政策在国民收入初次和再分配收入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即一方面需推进财税改革，通过轻税薄赋等将更多资源留在能产生经济增加值的部门，以畅通经济内循环，如积极推动税制从流转税为主向所得税为主的结构转型，适度将现有的25%的企业所得税调降，同时适度提高个税免征额标准，以及适度降低个人缴纳的五险一金费率，甚至可逐渐推动住房公积金制度退出历史舞台，提高居民可自由支配收入；另一方面需提高全民的养老金替代率和医疗保障水平等，改变居民跨期投资/消费偏好，让人们敢于消费。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当前市场期待的不仅是更多增量政策，而且也包括一个“民之所忧，我之所思，民之所思，我之所行”的开放式反馈机制，形成一个权力与权利协同的猎鹿博弈之营商环境，为人们卸下不合理重负，为人们提供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的公共服务。
（本文来自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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