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利益和正义面前，你相信与你立场完全不同的人吗？在诱惑面前，你相信自己能持续做个好人吗？在生活的重创中，你愿意和心中的猛兽对话吗？观看他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能具有超强的吸引力。
最近，韩国综艺《思想验证区域：The Community》凭借其独特的理念斩获了“第三届青龙系列大奖”，引发了关注。这档极具开创性的“理念生存类真人秀”让12名成员在9天内共同构建一个微型社群。节目通过调查问卷确认每位成员在政治、性别、阶层和开放性四个方面的倾向及程度。竞争与合作是这档综艺的底色，节目规定：成员们既要共同运营社群以获取财富，又要隐藏自己的立场，防止被其他人猜中。任何被猜中者会被淘汰，其财富将归于猜中者。除此之外，节目设定12人中还存在一位匿名的“不良分子”，这是一个暗中制造混乱，伺机获取利益的角色。白天，成员们面对面地交流，建立合作与对抗；夜晚则进入匿名辩论，探讨政治、性别、阶层和开放性等议题。
这档综艺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人类相互理解之困难和猜忌分裂之必然。其中，最令人感慨的是体验派女性主义作家河美娜（河马）女士的故事线。她始终不以恶意揣测他人，并努力袒露自身的纯粹善意，然而，她的体验派行动风格却偏离了游戏倡导的利益规则，这令那些政治经验丰富的成员感到困惑，因而怀疑她为“不良分子”。在学术语境中，体验派指的是一种文艺流派，强调通过实践和直接经验来进行创作。而在日常语境中，体验派常指那些偏重于个人感受和直接体验来解读世界的人。他们往往不拘泥于约定俗成的规则和所谓的“现实”。探索真相时更关注主观感受与个体体验，因此，在旁人眼中，体验派往往是游离于常识之外的异类。河美娜的经历正是体验派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缩影，她的真诚反而加剧了他人的疑虑与猜忌。
这种真相与伤害之间的拉扯，也常常在非虚构作品中看见。两者的流行也有诸多共同的心理基础。体验派的困境，在《从熊口归来》这部非虚构作品中被诗意地传达了出来。法国人类学家纳斯塔西娅·马丁（Nastassja Martin）以梦的语言描述了纯粹体验派在经历重大变故之后经受的“失真感”。当下，我们愈加渴求事实和价值的确定性，试图寻找真理的庇护。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往往无意识地以己度人，以己度自然，甚至以己误己。
人类对“真相”和“真理”的执念总是以吞噬他者的不可理解性为代价，压榨了自然的丰富意蕴和他人的深厚可能，它甚至还会抹杀我们内心深处的异乡人。如此看来，在对所谓“真”的执着中，何尝不蕴藏着一种暴力呢？
真人秀与非虚构的“确定性魔法”
我们为什么喜欢看真人秀？在看真人秀时，我们想要的是什么？真人秀作为一种电视节目形式，通常不完全依赖于剧本或台词，而是专注于展现普通人在某种场景中的真实反应，常见主题有竞争、冒险或日常生活等。节目的吸引力源自呈现普通人的真实互动而非精心设计的虚构情节，观众由此共鸣。热门真人秀，如情感类的《再见，爱人》，沉浸式的《种地吧少年》以及游戏类的《明星大侦探》等，都很重视观众对观看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和应对突发事件反应的好奇心，其独有的直接真实吸引了当代观众的注意力。
作为观众，我们好奇于他人的生活，不过好奇的前提总是这些人和我们有相似之处。相比于科幻故事般的都市剧，真人秀节目中的成员似乎更接近现实世界，因此更容易与观众产生情感共鸣。一方面，真人秀的吸引力在于其可控的不可预测性。比起精心编排的影视作品，真人秀中具有发生意外和戏剧性事件的空间，天然存在着非预先决定的悬念和刺激。另一方面，这些“意外”其实是为了让秀观感更“真实”的一种手段。总的来说，真人秀通过营造一种“真实的感觉”，满足观众在确定性前提之下对真相的探索。
《思想验证区域》剧照。
在《思想验证区域》中，观众不仅以“上帝视角”观察每个成员的匿名选择，还能通过节目组的采访了解他们的内心活动。比如，成员“浪子”通过扮演“少根筋的大姐姐”赢得了共同体的信任，最终被民主投票选为“记者”，这个身份让她能获取更多信息，功能上类似于“狼人杀”中的预言家。然而，“浪子”当选后便开始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共同体利益之上，成员们对这些微妙的转变一头雾水，观众却因此产生了一种“掌握了更深层真相”的错觉，仿佛由此窥探了人性幽微。这种设计让观众不仅通过每个成员的视角体验戏剧性，还产生了自己更接近根本真相的感觉。
与之相似的情况是，非虚构创作正变得越来越流行。学者孙江指出，这种现象反映了人们对抗后现代生存境况的一种方式。这种反应表现为对历史中抗排斥个体和主观性的反抗，重归强调主体而非中立客观的“叙事”视角。这种叙事是介乎史学与文学之间的存在。以202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为例，她通过剖析自身生活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超越了简单的纪实，赋予作品深厚的文学性和洞察。非虚构写作的兴盛，即“保真”的兴盛也反映出当代人对确定性的强烈渴望。但是，与真人秀提供的“真实的感觉”不同，非虚构作品承诺的是“事实”——这一切确实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真实发生过。
《思想验证区域》剧照。
在形式与内容完美融合的要求下，《从熊口归来》是一部促使读者重新理解“真相”之根本复杂性的非虚构作品，这种真相在终极意义上与自己相关。作者纳斯塔西娅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在与熊的遭遇中逃生，此后她的身体和精神世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她虽然回到了人类社会，生活在表面上恢复了正常，但熊的“亲吻”在她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以她为中介，自然与文明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曾经坚实的世界“坍塌”为一片充实的混沌，真相不再是她或者人类能够控制或是完全理解的。在一切“确定性”分崩离析后，纳斯塔西娅以一种梦的呓语回归现实。
关于真相的两本记事簿
“熊吻”事件发生在纳斯塔西娅进行田野调查的俄罗斯堪察加半岛上。在被救下并于俄罗斯完成手术后，她返回家乡法国，并再次进行修复手术，后又回归事发地的旷野，也重归日常生活。纳斯塔西娅在工作中使用了两本田野工作笔记：一本是“白日记事簿”，充满了现实事件和客观描述，反映了事情的真实状态，例如她写道“熊走的时候，把我的一小块下颚放在嘴里带走了，而且它还打碎了我的右颧骨”（17）另一册是“黑夜记事簿”，记录了不稳定的直觉、感受和呓语，表达了源于感官和体验的主观思想，比如她对“熊在扑向她又松开她的瞬间的想法”的犹疑想象。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这两本记事簿。
然而，文明的都市人一直远离野兽的力量，与自然相安无事，这种状态使人们误以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主宰，忘记了自身的脆弱。事实上，面对“未知”，人类的勇气大不如前。当不熟悉的逻辑出现时，他们往往缺乏直面差异的能力，常常以敌意掩盖恐惧。正如俄罗斯联邦调查局对纳斯塔西娅的态度，她刚从手术中恢复，便被探员审问。在他们看来，一个法国姑娘出现在军事基地要害，经历了熊的攻击却还能生存，这些如果不是间谍行为，那很难理解是什么。但是，这一切的确只是偶然的叠加。纳斯塔西娅的出现只是为了进行民族学研究，在熊口脱逃这不幸又万幸的巧合后，她发出了疑问：“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至于别的存在都只缩减为我们自己灵魂的状态？”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过度依赖统一性和公共性的“白日记事簿”，这使我们失去了对真相流动性的感知。“客观描述”成为一种对“他者”的敌视，一种将对方拖入自身语境的暴力。一方面，人们在他人苦难面前的好奇癖“就像牡蛎依附于它们的岩石一般执著。”但是当怜悯发生之时，观众在“痛苦的奇观”面前却无能为力，实际上只是将痛苦投回给经历痛苦的人。另一方面，以关怀为名的心理救助时常成为创伤本身。例如，纳斯塔西娅的心理医生在诊疗时，基于对毁容女性和兽口逃脱的刻板印象，进行了诸多预设判断。当医生以为自己在试图让纳斯塔西娅敞开心扉，声称“因为，您知道的，脸意味着身份”时，纳斯塔西娅震惊于这种单一身份观之下的“专业诊断”对病人多元身份重构的伤害。在她一个体验派看来，“毁容”实际上是“重组面容”，而“创伤梦魇”则是创造回忆的一种方式。人们在面对他人的经历时，总是置身事外却不了解自己“正在置身事外”，于是在观看或者介入时，往往不自觉地将他人客体化，表面上似乎在与他人建立关系，实则是在“使用”他人，把他人当作社会规则的镜子。
此时，黑夜记事簿引导我们回归。它提醒我们，恐惧只是回应未知的一种可能，而非唯一选择，我们拥有深入感受未知的渴望，需要坦诚地面向世界，打开体验。“危机状况是思考的好机会；因为危机状况总是隐藏着另一种生活，另一个世界的可能。”对于一直狂热追求确定性的我们，黑夜记事簿通过逻辑之外的“疯言疯语”，让我们不再将沉沦、慌乱和脆弱归因于原生家庭的创伤，潜入一直试图回避的危机。当世界本身在“坍塌”时，随之“坍塌”反而成为了一种新的构建。
电影《边境》剧照。
我们灵魂中的“棕熊”
“与熊相遇”的意义无法被界定，它是“语义的空白”。这种冲击性和不可理解性让任何人类共同体感到害怕因此他们急迫地给它贴上标签，试图通过某种形式来定义和安置这种不确定性，以缓解自身的焦虑。纳斯塔西娅探讨的正是这种极限体验——一种被掩盖在阴影和空白中有关生命事件的思考。在浅表关系之外，和无法结构化的体验交汇之间，纳斯塔西娅展现出一种思考的状态“我并不清楚，这场相遇意味着什么，我将被假定为熊的世界中的期待放在一边；我将不确定视作礼物。”
在非虚构文学和体验的冲击下，当我们在“不确定性”的眩晕中重新思考现实与真相时，哲学家试图反思这种时代的不稳定感，并提供规范性的指导。《从熊口归来》如同中式水墨画，聚焦于自然与文明边界的崩裂；而哈拉维（Donna Haraway）在《与麻烦共存》中则绘制了一幅无限画布的数字素描，每一次下笔都改变了整幅画的意义。她细致回顾了重要的时代事件，以“克苏鲁纪”描绘当下人类边界的不稳定和面对“他者”的慌乱。“克苏鲁”代表着超出认知的恐惧，在虚拟与现实之间的毛骨悚然。这一黏腻厚重的意向表示当下纷乱颠簸的局面，身处其中的我们，真正的任务不是解决麻烦，而是制造麻烦。
制造麻烦，激发强烈反应，形成新的亲缘，这些正是我们打破人类与自然边界的态度。在紧急时刻，总有人想通过自欺欺人的方式停留于宁静的居所，试图捏造一个安全的未来。事实上，与麻烦共存需要我们学会真正“在场”，而不是执著于人类中心的当下，或伊甸园般的过去，或末世的或救赎的未来。我们应当被无数未完成的地点、时间、事物和意义交织在一起，回归对当下体验的真实感受。
电影《边境》剧照。
电影《边境》以“山兽”作为人类的对照组展现了与麻烦共存的严肃态度。在人类世界中长大的山兽缇娜饱受欺凌，它始终以为自己是有基因缺陷的女性。直到遇见同类才知道自己其实是雄性山兽。刚了解自身，又发现同类爱人竟在贩卖婴儿。缇娜面临着两个选择：为了爱情和罪恶的爱人离开痛苦的人类世界，还是为了正义逮捕爱人。在身份认同和道德困境的混乱中，缇娜选择了公平，牺牲了爱情。缇娜不断陷入麻烦，它自身就在制造麻烦，但她总是坚定、沉重而饱含善意地作出选择。
在人与人之间，彼此同是“他者”。在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看来，真正对他者的承认意味着尊重对方作为自由个体的独特性，我们与他者相处的伦理与我们对他者的认知密切相关。他者需要距离，面对彼此间不可逾越的障碍和神秘，需要我们主动地止步。距离是一种否定，但“正是这种否定让我可以走近你。我承认你的前提是，我无法透彻看透你。对我来说，你将永远都不是完全可见的，正是得益于这一点，我才把你作为不同于我的人来尊重。”交流以各方不可消减的独特主体性为前提，精神的进步在于交流的生成，其形式是个体性或集体性的对话。
最后，“他者”的根源深藏于自我之中。正如纳斯塔西娅所言“有一种模糊的暴力，这也是我身上一直有的一种暴力。”（76）它或许是触不可及的死亡，潜伏在生命和意识之外，作为一种根本的否定性，犹如灵魂中的陌生人。有时候，它是那头“棕熊”，在现实与梦境中，与我们进行着撕咬与亲吻的复杂对话，难以捉摸；有时候，它更像庄周所梦的蝴蝶，化身为将世界送入体验之流的使者。它们共同传达的真相是：人无法确证自身，也无法揣测他人。有些东西我们永远无法知晓，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放弃更深理解的诉求，它提醒着我们，在陌生与亲密的交织中，当我们争取那一丝脆弱的理解时，以谨慎和善意面对他者。
回头来看，我们之所以被真人秀和非虚构作品吸引，或许真正的原因在于它们与确定性的关联，精准地触及了我们内心深处那种以“真”为名的执念，以及执念背后的暴力。但无需惊慌自责，这种暴力源于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它本就无法被压制，我们需要学习的是如何与针对未知他者的恐惧共处。
本文参考资料：
[1]孙江:《对抗“虚吾主义”——虚构·非虚构之辨》，《探索与争鸣》，2022（3）。
[2] Donna Haraway: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 1.
[3]露西·伊利格瑞：《我的爱，向你：我们如何抵达幸福》，李晓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