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字金融促进养老金融的案例
“双录”监管政策对老年人金融参与的影响
文章作者
■王向楠：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
■仲赛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讲师
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将“养老金融”和“数字金融”列入金融高质量发展中的“五篇大文章”。养老金融是金融部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系统体现，发展养老金融对金融部门自身丰富业务、优化结构、壮大规模的意义重大。在数字技术大突破、数字经济大发展、数字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发展数字金融可以融合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促进金融部门全面提质增效。因此，如何用数字金融促进养老金融，是一个基于中国现实国情、彰显中国价值主张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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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对于用数字金融促进养老金融，中国金融业进行过实践探索。2017年6月，原中国保监会印发了《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暂行办法》。2017年8月，原中国银监会印发了《银行业金融机构销售专区录音录像管理暂行规定》。这两项“双录”监管政策出台的最大目的可能在于，防范金融产品销售环节中发生的违法违规行为，以保护交易双方的权益，尤其是保护财富水平较高但金融素养较低的老年群体的权益。
该文以这两项“双录”政策为外生试验，研究其如何影响老年人对人身保险的持有、对理财产品的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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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内容
原中国保监会于2017年6月印发了《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要求，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在取得投保人同意后，通过录音录像等技术手段采集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记录和保存保险销售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实现销售行为可回放、重要信息可查询、问题责任可确认。此政策覆盖范围包括：保险兼业代理机构销售保险期间超过1年的人身保险产品；通过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以外的销售渠道，销售投资连结保险产品，或向60周岁及以上的投保人销售保险期间超过1年的人身保险产品。
原中国银监会于2017年8月发布了《银行业金融机构销售专区录音录像管理暂行规定》。该办法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取得消费者同意后，对在营业场所销售自身依法发行的理财产品及合作机构依法发行的金融产品，实施专区“双录”管理，即设立销售专区，并在销售专区内装配电子系统。此政策希望实现对每笔销售过程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完整客观地记录营销推介、相关风险和关键信息提示、消费者确认和反馈等重点销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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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和基本变量
基本数据来自2015年、2017年和2019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稳健性分析中加入了2021年的调查数据。这4期调查分别针对受访者于2014年、2016年、2018年和2020年的当年或年末的情况。
有两个被解释变量。居民对人身保险（含人寿保险、商业健康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的持有情况，采用虚拟变量和连续变量两种度量方式。居民对理财产品（银行机构和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认购起点一般在5万元以上的产品，不包括p2p网络借贷和互联网众筹）的持有情况，也采用虚拟变量和连续变量两种度量方式。
有两个核心解释变量。对于“双录”政策，生成一个虚拟变量，其对政策实施之前的样本（2014年和2016年），取值0，对该政策实施之后的样本，取值1。该文的处理组为老年人（年龄在60岁及以上），对照组为中青年人（年龄小于60岁），也通过一个虚拟变量进行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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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录”政策的影响程度
金融监管可能同时有“促进效应”和“抑制效应”，其最终影响取决于具体的经济环境和监管政策。
使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双录”政策实施后，老年人对人身保险产品持有率的增幅比中青年人高13.2%，保费支出的增幅比中青年人高21.2%，老年人对理财产品持有率的增幅比中青年人高17.1%，持有金额的增幅比中青年人38.6%。
考虑到大部分受访者没有持有人身保险或理财产品，该文也使用了两部（two-part）模型。通过平行趋势检验、调整样本时间区间、调整老年人界定标准、分区域进行分析等，支持了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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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录”政策的影响机制
该文提出了“双录”政策促进老年人金融参与的3个机制——提高销售者受信任程度、减轻消费者金融素养较低的约束、降低监管者地理信息成本的限制。
（1）“双录”政策要求，金融机构记录产品销售过程的重要环节，如保险代理人对保单重要条款做出解释的过程，从而有助于增强潜在消费者的消费信任。通过受访者对CHFS问卷中“您对不认识的人信任度如何？”的回答，衡量受访者对外人的不信任程度。
（2）已有多项研究发现，其他条件相似时，金融知识、金融素养较低的人群对金融产品的参与意愿较低。结合CHFS问卷的设计，以受访者对“利率计算”、“对通货膨胀的理解”、“投资风险认知”3个问题的回答，衡量受访者的金融素养水平。
（3）我国幅员辽阔，部分地区的发展水平落后，这既制约了金融机构服务渠道的下沉，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金融监管的效率。如果某地金融活动在地理空间上较为稀疏，监管者对当地金融活动进行（现场）了解就相对困难，信息成本较相对大。该文设计了衡量地区金融活动空间稀疏度的指标——受访者所在地级地区辖区面积与人身保险机构数的比值、辖区面积与商业银行机构数的比值。
使用三重差分模型（DDD）对这3个机制逐一进行检验，基本支持了这3个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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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理论意义。该文发现了“双录”政策是利用数字金融促进养老金融的有效案例，较好地对接了这两篇金融“大文章”。
该文在学习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有两个特点。（1）分析了数字化监管对中国居民金融参与的影响。这为进一步加强金融业的数字化监管提供了支持性证据。（2）检验了数字化监管通过3个机制来促进居民金融参与。这对于研究数字金融或金融监管如何影响居民的金融参与或其他经济金融行为，或有一定参考意义。
政策含义。数字技术在金融行业的应用推广和产品创新离不开监管支持。数字化监管通过促进金融供给侧提供“守正创新”的服务，推动养老金融活动“扩面增效”。
参考文献略
原文载于《保险研究》2024年第8期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