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团结报
□ 邵 雍
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付诸实施，并在这一奋斗过程中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命名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并且对其特色作过详细的论述。在新的形势下，学习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对于我们领会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色大有裨益。
人口多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
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的提出与人口众多这一具体国情紧密相连。
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三步走”的经济发展目标。第一步，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从人均250美元达到500美元，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人均1000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达到人均4000美元，即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对于“三步走”，邓小平有过不少论述，在他看来，人口众多这一国情，决定了国家建设的长期性。
同时，人口众多当然也有它的好处。1990年，邓小平说：“中国人分散开来力量不大，集合起来力量就大了。”
中国是一个拥有10多亿人口、面临众多难题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度抓住了这一主要矛盾，战略上考虑到国家建设的长期性，战术上则提倡抓住时机抢时间，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奋起直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让广大人民过上好日子。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明确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1978年，邓小平在东北三省时说，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力，日子怎么过？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强调“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一心一意搞建设。”
改革伊始，邓小平就讲共同致富。他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说：“多劳应该多得，但是必须照顾整个社会。”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
邓小平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建设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他说，“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他强调“我们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从延安到新中国,除了靠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外,不是靠这些宝贵的革命精神吸引了全国人民和国外友好人士吗？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
邓小平认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他提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据此，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
1985年，邓小平专门谈到精神文明。他说：“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他号召大力发扬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与雷锋精神，体现了信念坚定的崇高品格。
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生态保护
邓小平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十分注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生态保护问题，并以法制作为保障。1978年，他在唐山提出“要解决好污染问题”。同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明确表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各种必要的法律，包括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并指出这些法律“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1979年4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全国污染严重的第一是兰州。桂林一个小肥厂，就把整个桂林山水弄脏了，桂林山水的倒影都看不见了。北京要种草，种了草污染可以减少。所有民用锅炉，要改造一下，统一供热，一是节约燃料，二是减少污染。这件事要有人抓，抓不抓大不一样。要制定一些法律。北京的工厂污染问题要限期解决。”同年9月第一部生态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正式出台。1982年《宪法》在原有环境保护条款基础上，增加了国家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障自然资源合理利用、加强植树造林和保护林木等规定，之后又陆续颁布了《森林法》《海洋保护法》《草原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多部有关生态保护的法律，逐渐健全了这方面的立法体系。
邓小平是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的倡导者与践行者。改革开放之前，大量林木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严重。1979年，在邓小平的倡导下，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将每年的3月12日确定为“植树节”。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在第一个植树节到北京大兴县参加植树造林活动。1982年，他为全军植树造林总结经验表彰先进大会题词：“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包括空军飞机播种在内，全军为植树造林出了大力，成绩卓著。邓小平强调“这件事，要坚持二十年，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扎实”，保证实效。1983年3月12日，他在北京十三陵植树时说：“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要坚持二十年，坚持一百年，坚持一千年，要一代一代永远干下去。”在广大人民积极参与下，全民义务植树活动持久开展，我国成为新世纪以来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快的国家。
邓小平还鼓励群众积极参与环保行动，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1980年7月，他在四川省委书记杨超等人陪同下来到成都市金牛区簇桥公社，先后参观了公社的沼气陈列室和社员家庭后说：“发展沼气要有一个规划，要有明确奋斗目标和方向，要抓科研。”同年9月，邓小平又陪同朝鲜金日成主席参观成都市郊双流县的农村沼气开发利用，他说：沼气“这东西很简单，可解决了农村的大问题。光四川省，每年就可以节省煤炭六百多万吨。沼气能煮饭，能发电，还能改善环境卫生，提高肥效”。因地制宜，保护生态环境，体现了邓小平实事求是的理论品格。
争取和平环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较快改变了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要准备大打、早打等传统看法，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的新判断。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的大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他强调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1980年初，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提出：“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确实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所以，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1982年，他对联合国秘书长说：“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希望至少有五十年到七十年的和平时间。我们提出维护世界和平不是在讲空话，是基于我们自己的需要，当然也符合世界人民的需要,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的需要。因此，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真实的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他对外宾明确表示：“中国是一支和平力量……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争取比较长一点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
邓小平还进一步考虑将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他创造性地提出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澳门问题。1984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成为实现中国和平统一的战略方针和基本国策。1985年，邓小平又宣布裁军一百万，在两年时间内完成。邓小平强调：“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实际上要担当这个角色。后来他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新时期和平发展的理论体现了邓小平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
邓小平关于“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系列论述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方面。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篇之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它的继承和发展。今天，我们重温邓小平关于“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系列论断，有助于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力夺取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伟大事业的新胜利。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