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一条黄金水道浇灌了经济命脉和民生命脉，唤醒了“孔孟之乡”“运河之都”——济宁。竹竿巷、总督府、玉堂酱菜……这些济宁的城市标签，无一不和运河有关。
济宁因“居运道之中”，成为“水陆交汇，南北冲要之区”和“控引江淮咽喉”地带。同时，这里又是大运河全线的制高点“水脊”所在地，17世纪工业革命前，世界土木工程技术的最高成就南旺枢纽应“运”而生，引汶济运，分水南北。一系列结构缜密的配套工程，确保了运河漕运连续500余年畅通无阻。
运河瑰宝
南旺枢纽镇水兽
运河砖砌河堤
正因为济宁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元明清三代都派设最高司运机构常驻济宁，使济宁成为无可争辩的运河之都。
大运河穿济宁城而过，成就了100多条商业街，保留下来的胡同肌理，印证了“江北小苏州”的美称。
绝无仅有的38门铁炮
来到济宁博物馆，先寻镇馆之宝，却发现不在馆厅内，而在馆区的铁炮展示长廊。“我们馆藏有元明清铁炮38门，数量在全国居先，而且有两门粗短大口的元代铁炮，因此十分珍贵，堪称镇馆之宝。”济宁市博物馆党委委员、运河专家李广芳颇为自豪地介绍，铁炮大批馆藏济宁，与此地历史上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分不开。济宁为何能有如此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大运河功不可没。
大运河流经济宁约230公里，由于地势起伏，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水位不平衡，加之黄河冲淤等情况，使济宁成为扼守运河咽喉的中枢地段，元明清三朝均在此设有最高司运机构河道总督衙门，政治地位就此奠定。济宁的军事地位，也因大运河的开通而凸显出来。元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朝廷设济宁兵马司，明清两代，凡是边防要地、重要城镇，都要设卫进行镇守。一般情况下，一地设一卫，而济宁却同时设有两卫。济宁博物馆的铁炮馆藏量大，也就不难理解了。
作为大运河的最高司运机构，据记载，济宁河道总督署占地5公顷，建筑面积达1.6万平方米。设有大堂、二堂、三堂，书院、射圃、演武厅等，规模宏大，布局严谨，气势威严。据清制，只有部院级衙门才有这样的规格。衙门的主要官员为总督，据《明史》《清史稿》记载，官秩为正二品，个别总督兼挂御史衔的，官秩为从一品。它是朝廷六大部之外唯一在京城以外的一个部院级衙门。
至清代，运河沿线曾设有三个河道衙门。其中，济宁河道总督署存在时间最长。600多年间有188位河道总督在此任职，其中有禁烟名臣林则徐，有一生4次来济赴任、担任河道总督共27年的治河名臣潘季驯，也有顺治年间病死在任上、被济宁百姓尊为河神的治河名臣朱之锡。
如今总督府遗迹虽已不复存在，但相关资料和院署平面图完好保存在如《济宁县志》等诸多古籍文献中，在与济宁博物馆老馆一路之隔的地址上，河道总督府遗址公园正在建设，将再续济宁运河之都的繁荣。
天下第一剑的由来
在济宁博物馆，一些镇水器具揭开了一方水土养育下运河人家的信仰。
“这是一尊仿制的铁剑，原件在兖州博物馆馆藏。此剑长7.5米，重1539.8公斤，由生铁铸成，年代可追溯到康熙丁酉二月（公元1717年）。”循着济宁市博物馆讲解员李金灿声情并茂的讲述，博物馆的观众开始关注眼前这尊铁剑，我国现今出土的剑文物中，无剑能与之相较，因此其被誉为“天下第一剑”。
铁剑无疑是那个特定年代用来镇妖斩怪的“神器”，出土于兖州的母亲河泗河，而泗河则是大运河最重要的供水线之一。但泗河经常发大水，冲毁庄稼和城市，百姓流离失所，因此官府在岸上铸建了此剑——用信仰的力量治河。
那么这尊“巨剑”究竟如何使用，又是谁使用的呢？原来，铁剑并非沉在水里，而是供奉在岸边。“在科技并不发达的过去，水患对于百姓来说，是极大的灾难。”李金灿介绍，无论是镇水兽、镇水铁牛还是镇水铁剑，都体现了当时人们治水患的决心，为官者保一方百姓安宁的初心。
这些也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符号，甚至有些河道总督、治河官员也被后人敬畏为神，如修建南旺枢纽的功臣、治运专家宋礼、白英，分别被称为宋大王、白大王。此外，当地还有一位朱大王较为有名，他就是河道总督朱之锡，担任河道总督治水十载，41岁累死在任上。相传，人们感念他的治河壮举，在他的官衙哭了几个月。
它为何被称为“北方都江堰”？
提到济宁段的大运河，南旺分水枢纽工程是绕不开的话题，因为这里真的“高”，它是大运河制高点“水脊”所在地，正应了那句“漕路三千里，南旺居其高”。
走在会通河（南旺枢纽段）的古河道中，河道在分水龙王庙建筑群前南北二分。“大运河南旺枢纽建于明朝永乐年间，是为解决大运河跨越水脊难题而建设的大型综合性水利枢纽。从戴村坝流出的水经小汶河自此汇入运河，为航运提供了足够的水源。”济宁市汶上文保中心副主任黄登欣指向戴村坝的方向，好像仍能看到那滔滔而来的水流。
如今，南旺的河道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重见天日”的河床却向人们展示出更多“秘密”。在两河交会的丁字路口，有一段近500米长的砖砌河堤，青砖上楷书“弘治十年造河道官砖”的印记还清晰可见。同时，在河道中央，还能看到一些鱼脊似的凸起。“砖砌河堤的作用是保持河道不被水流改变，我们看到的凸起，下面埋着许多木桩和挡板，关于它们的用途目前还在研究当中，猜测可能和滤沙有关。”黄登欣介绍，南旺枢纽使用时期，小汶河河水裹挟着大量泥沙，疏通河道挑出的淤泥在枢纽河岸上堆出了四座土山，“所以才有对联说南旺枢纽‘四山朝拱三湖月，一水绿分两岸春’。”
四山已经随着河水改道而消失于历史，三湖同样也成了历史名词，它们就是南旺湖、蜀山湖和马踏湖。南旺地处运河中段，地势又最高，运河向北时常会出现缺水问题，虽然戴村坝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水源，但治水就像中医治病，一味药总是难以根治，需要多味药材相互扶助，才能调养好身体。“这三座湖，和济宁以北的马场湖、安山湖，都是为了调节运河水位而围堤修建，它们有个统一的名字，叫‘水柜’。‘水柜’通过河道上的斗门相连。河水多了，就导入‘水柜’积蓄起来。河水少了，就打开‘水柜’补充水源。”黄登欣站在邢通斗门的岸边说。在南旺的南北各相距5里处，分别设置了柳林闸和十里闸，用来调整南北的水流多寡。这样一来，对运河水位的管理就更加得心应手。
2014年，和南旺枢纽相关的分水龙王庙建筑群古遗址、运河砖砌河堤、柳林闸、十里闸和邢通斗门遗址、徐建口斗门遗址等8处遗产点与2处河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座由数代运河人累世修筑的水利枢纽，时至今日仍在诉说着大运河中凝练的文化和智慧。
一块300年的金字招牌
东西三里，南北三里三，九里见方的济宁老城，在清代经济达到鼎盛，买卖兴旺。如今，走在古城南门老运河边，仍可以感受那时的繁华。济宁近代以来最早的工商企业之一——玉堂酱园就屹立于此，300年来，那块“京省驰名 味压江南”的金字招牌依然熠熠生辉。
1714年，在京杭大运河上，由苏州漂来一条小船，一对年轻夫妇在济宁州南门口下来，在运河岸开办了一家酱菜店铺；一百年后的1816年，冷孙两家合资买下了这家彼时难以为继的店铺，官商合力建成了京省驰名的酱园；又一个百年，1915年，玉堂产品名震巴拿马，在万国博览会冠压群芳，一举获得6块金牌，名扬四海。
站在这家国内唯一一个300年不停业的老字号门口，可以看到络绎不绝的顾客，人手一兜酱菜，南北口味融合是这家酱菜的一大特点，也是大运河带来的饮食文化融合的一个缩影。
运河人读运河写运河
无论是运河之都，还是孔孟之乡，在济宁文博系统里，能把济宁这两张名片讲得生动深入的人，非济宁市政协常委、文史委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杨义堂莫属了。2014年至2022年间，他写了中国大运河文学三部曲，被中国作家协会誉为黄河大运河的文学巨浪。半日采访，让记者深深感受到了运河边上运河人的运河情怀。
2012年，全国正在推进大运河申遗的时候，杨义堂调任济宁市文物局副局长。彼时，他发现平日里这条每日买早点都要经过的河，正被全世界关注着。他开始怀着一腔热血去读这条河、写这条河。
当他望着河面上缓缓南下的货船，感受到民生百态；当夕阳的余晖泛起粼粼金光，又让他感到诗意和浪漫；当他站在南旺水利枢纽，不禁为古人的智慧赞叹不已。于是，杨义堂开始写“运河三部曲”之一《大运河》。
采访当天，当记者与之聊到运河畔人民的风情与治水故事时，杨义堂兴奋得“拍案而起”，对于运河文化的自信和身为济宁人的自豪感，让这位文化人充满力量。
“《大运河》虽然写的是两岸风情故事，但它也是传承千年文化的载体，更是人们不屈不挠精神的体现。”杨义堂说。
越研究越痴迷，杨义堂感叹：波澜不惊的运河见证了多少人间佳话。于是，他又写下第三个运河故事《北游记：苏禄王》。这是一部从外国人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小说。
在杨义堂看来，《北游记：苏禄王传》不仅仅是一本“看热闹”的小说，它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特征中的和平性、包容性和开放性。比如书中就记载了明清时期外国使团均需经宁波这一处口岸入关，经浙东运河、京杭大运河北上进京，两岸州府热情接待，供给粮食、米酒、羊肉甚至大明宝钞以及白银的场景，是当时朝廷“协和万邦”“厚往薄来”外交政策的生动写照。
“你得研究社会生活，才能鲜活。小说情节不是杜撰的，均有据可查。”杨义堂说，大运河的故事讲不完，也写不完，他在运河文化推广的路上，也会一路前行。
总策划：金可 陈冬菊
本期采访：陈冬菊 曲经纬 池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