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势在一步步漫延。
东北率先出现“小学生荒”。
根据“城市财经”的统计，东三省过去12年小学生合计减少了127.27万人，占到了所有在校小学生数的27%。
而东三省这十年间总计消失了6800余所小学，大体是一半。
此前是幼儿园关停潮，去年一年减少了1.48万所幼儿园。数量二连降，且相比于2022年减少的5601所，关停潮明显加速了。
趋势只可能是越来越快，因为上海最新公布的总和生育率跌至0.6，每10个适龄女性，就有4个不生孩子。去年的新生儿数量还没有死亡人数多，我国已经切切实实地进入了人口负增长的时代。
这种低生育带来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不断地冲击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也会从东北蔓延到大江南北，带来更多更深层的问题：
比如养老问题，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经达到15.4%，全社会抚养比将从2019年的2.65：1，降到2050年的1：1，而且根据测算，不干涉的话，2035年社保基金有可能会耗空。
比如房地产问题，低生育带来的最直接冲击就是购房刚需在连年减少，曾经无比坚挺的学区房也扛不住人口的下行预期，开始出现深度调整。
比如产业问题，青壮劳动力的不断减少，对一个国家的产业、对整个国家的发展都是一致命打击。
不仅是我国，低生育问题已经成所有现代文明社会面临的头号难题。
比如美、英、法、德、日、韩等，这些比中国更早进入老龄少子化的国家尝试了很多办法来扭转人口趋势，主要有四种：
一、减少工作时间
比如英国、德国就严格规定五天八小时工作制，从而让年轻人有时间谈恋爱和生孩子。
但事实却起到反作用，年轻人挣不到钱，生育意愿也更加低，即使是没有财务压力，年轻人也更愿意把剩下来的时间放在吃喝玩乐上。
二、奖励生育，发放育儿补贴
比如韩国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只要生育一孩，政府最高补贴6600万韩元（34万RMB），但韩国年轻人并不买账。根据韩国本土调查机构的一份报告，“精力成本”是影响韩国人生育意愿的第一考虑因素，其影响力（88%）远高于第二名的抚养成本（57%）
多提一嘴，韩国最近宣布进入“人口国家紧急状态”，去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才仅为0.72，什么概念，这么说吧，照这个生育率下去，100年后就没有韩国了。
三、吸纳移民
这是美国、英国、法国的通用做法，比如美国上世纪大量吸收亚非裔和拉美裔人口，比如法国就一直在吸纳非洲裔劳动力来充实本国的劳动市场。
但这个做法有两个关键问题：
一是民族融合问题。外来人口与本土人口在民族、文化、语言、风俗等诸多环节难以融合，导致产生歧视和社会冲突。
二是低生育同化。好不容易将外来移民融合问题解决了，这些移民也同样开始不想生孩子了，被本土居民同化了。例如美国引进的黑人移民和欧洲引进的穆斯林移民，生育率也开始直线下跌。
四、用机器人代替劳动力
韩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家，面对着人口老龄化问题。他们的做法是研发更先进的机械、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通过生产效率的提升来代替人力资源的下降，之前是工业型机械，现在则是朝着服务型机械的方向在大步迈进。
问题同样很明显，这些机械、机器人只能是生产者，而无法成为消费者，无法形成市场，更无法代替因老龄化而损失的人口。
上面四种办法都没法真正扭转这些发达国家的低生育趋势，甚至还起到了反作用。
所以，低生育危机的成因到底是什么呢？
表明上看，是高生存压力导致人口生育意愿的集体下行，但更深一层则是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生产制度无法有效统一，才导致现代文明出现的低生育危机。
翻开人类史，我们总共经历了四个社会阶段：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现代社会。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经济生产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
1、原始社会：集体狩猎制+集体扶养制。族群的年轻男女负责狩猎和采集食物，而老人和孩子由族群共同扶养。经济生产和社会保障均统一由族群集体承担。
2、农业社会：家庭小农经济制+家庭保障制。以家庭为单位负责种田或者耕织，家庭的老人小孩也由年轻夫妻来扶养。经济生产和社会保障二者统一到家庭上。
3、工业社会：工厂经济制+家庭保障制。工厂是经济生产的主要载体，但社会保障的责任仍由家庭来承担。这种“权责分离”既是经济腾飞的开始，也是低生育的开始。
4、现代社会：公司经济制+家庭保障制。工厂进一步演化为公司，变成经济生产的主力，并且生产资源在进一步集中化，而家庭保障仍未发生太大改变。低生育迈向深度。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一个国家的经济生产和社会保障的分离是国家迈向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但这种“权责分离”的副作用就是低生育。
此外，我还在想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生产单位的规模小于保障单位的规模，是否会出现另一种“过高生育化”的现象？
比如非洲很多地区，他们的生产单位小而分散，而老人孩子又常常以部族为单位来共同扶养，就表现出超高的生育率。甚至发达国家的集体经济地区，其实生育率也很高。
但是无论如何，全国范围内的“东北化”在未来，
将不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