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在北京八达岭长城，有一块为外国友人树立的纪念碑，上面刻着1984年为“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捐款的外国友人的名字。排在第二位的，是一位捐款1万元人民币的日本友人——大川正信。
40年过去了，在越洋视频连线的那一端，73岁的大川正信用流利的普通话对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讲述了自己大半生的长城情怀、中国情缘。问答讲述之间，40年前那个热情坚定、热爱长城和中国文化的日本青年，若隐若现。
命运的转折：“学好中文不愁没饭吃”
1950年10月，大川正信出生在鹿儿岛县的种子岛。父母都是朴实的农民，家世的艰辛让儿时的大川学业格外努力，他立志学好英语。上大学后，大川首先选择的是英语专业，但命运的转折很快便出现了。
“当时日中邦交还没有正常化，我的第二外语是中文。中文老师是山西来的太极拳泰斗杨名时，他经常表扬我的发音好。英语老师是美国人，他对我的英语就没什么评价。”大川说，他观察当时的世界形势，断定未来中文人才需求将会大增，便在大二时转到中文专业学习。“令人惊喜的是，改学中文的第二年，也就是1972年9月29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和周恩来总理举行历史性会晤，日中邦交实现了正常化。‘学好中文不愁没饭吃’，我感叹自己的先见之明。”
对中文的热情使大川正信萌生了更大的抱负。毕业后，他对母亲发誓说：“我要把自己的一生都押上”，于是他辞去所有工作，集中精力再次参加日本“高考”，终于考上了重点大学东京外国语大学的中文专业。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使用中文的外交官。
又经过三年深造，大川如愿获得了日本外务省的使领馆随员资质，1977年3月被派往北京的日本驻华使馆工作。在使馆担任随员，大川一项主要任务就是陪同来访的外务省同事等日本朋友参观北京的名胜古迹，他在两年里去了八达岭长城60多次。加上后来去慕田峪、金山岭、司马台、山海关等处长城的次数，大川一共去过长城100多次。
两年使馆任期即将结束之际，大川决定做一件“终生难忘的事”，为自己的驻华外交官生涯留作纪念。那天是1978年的12月30日，清晨6点，大川冒着严寒和风雪从建国门的齐家园外交公寓出发，徒步16个小时，在晚上10点到达了居庸关长城。结束使馆工作时，他还把自己两年间记录的北京名胜古迹见闻编成一本“燕京见闻记”，赠送给使馆。
永久的纪念：为长城捐出近半年收入
回国后，大川进入日本最大的广告公司电通工作，从事日企对华广告业务。1984年7月，他被电通任命为北京事务所主事，开始了第二次驻京生涯。
回到北京不久，9月的一天，大川从中国朋友那里听说《北京晚报》正发起“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那一刻，离开中国几年间默默沉淀积蓄的“长城情怀”，从大川胸中喷薄而出。
1984年9月22日，他走进北京的一条小胡同，将1万元人民币捐给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办公室。
“1984年有个新闻，南方出了个‘万元户’。那时候中国老百姓的月工资差不多是几十块到一百块钱。但我是从日本外派到中国的，日本的工资水平比较高。”大川告诉记者，尽管自己拿着相对普通中国民众较高的工资，但1万元人民币的金额仍相当于他将近半年的收入，“当时我还没结婚，这算是我为结婚攒下的钱。”
1984年人民币兑日元的汇率大约是1比100，1万元人民币相当于100万日元。后来，大川询问八达岭长城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为什么自己的名字在八达岭那座纪念碑上排在第二，对方告诉他，排第一的山本先生是从日本捐了100万日元，而你是在北京捐的1万元人民币，换算成日元不到100万，大概是99.8万左右，就排在了山本后面。大川对记者说，碑上排在第十三位的是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
如今，在大川位于日本千叶县的家中，还收藏着当年为长城捐款的三件凭证：一张“北京市行政事业单位统一银钱收据”，金额写着“壹万元正”，收款人是余峰；一座精美的白色瓷质奖杯，正面绘有双手托起长城的图案，长城上面是“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字样，背面写着“北京晚报监制 邯郸市第一瓷厂制”；还有一封用毛笔繁体字写的感谢函：
“大川正信先生：您积极参加‘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资助的人民币一万元已如数收到。对您热爱首都热爱文物保护事业的崇高精神至为钦佩，在此谨致谢意。‘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办公室 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捐款后，大川还接受了《北京晚报》记者苏文洋的采访，刊登在那年12月3日《北京晚报》头版的右下角，标题是“我愿留下一个永久的纪念”。
炽热的情怀：无愧于祖先，实现了理想
第二次驻京期间，大川正信在这里结婚、生子。回国工作五年后，他被派往香港，仅一年又调回北京。一直到2010年在电通退休，大川绝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北京度过。
2000年，响应中国政府号召，50岁的大川向“希望工程”捐款20万元人民币。第二年，在陕西商洛镇安县的西口回族镇，一座以他命名的“大川希望小学”竣工落成。当年9月1日，大川和母亲、岳母、妻子一家七口出席了大川希望小学的开学典礼。
大川正信告诉记者，大川家族本来是日本种子岛当地的富户，一百多年前，他的祖先为建设学校把土地都捐给了国家。种子岛上也有一座“大川小学校”。当一家人在开学典礼上受到当地百姓热烈欢迎的那一刻，大川感到可以无愧于祖先的义举，也实现了自己为后世做些好事的理想。
“今年我73岁，一生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国，三分之一在东京郊区，还有三分之一在种子岛。”大川退休后没有离开中国，应朋友邀请继续在广州、上海多家企业担任高管和顾问，直到2019年回国。2013年，他把自己的“半生记”《我的前半生》（日文版）捐赠给北京的国家图书馆。时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与大川正信会面，并将本书作为馆藏图书收藏。
2023年1月，千叶市政府组织了中文翻译志愿者机构，为日语不熟练的中国人提供帮助，大川一直是其中的活跃分子。
现在，每天早晚，大川都在微信群里和中国朋友互致问候，这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事实上，他从未离开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