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效青当年出席长城问题座谈会的报道。
今年春天，一位许久未见的老友突然登门拜访，让王效青欣喜万分——当年的北京晚报记者苏文洋，带来一沓泛黄的报纸和档案，两人边翻看边交谈，40年前的记忆逐渐清晰起来。
73岁的王效青做了一辈子文保工作。1984年，在调入北京市文物局古建处的第二年，他就遇到了一件影响他一生的大事。
“长城破损严重，你们怎么不抓紧修啊？”苏文洋问。当年，这位负责文化教育领域新闻的跑口记者，多次跟着市文物局古建处的同事们一起去八达岭长城踏勘。
“我们当然想修，可是没钱呀！”王效青说，当时，北京地区的大量古建年久失修，“能保证文物古建不塌、不漏就不错了。”
“能不能动员社会为文物保护贡献力量？”苏文洋的“大胆想法”，赢得王效青和同事的共鸣。
1984年7月5日，“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启事登上《北京晚报》头版头条，启事登出后，市文物局专门辟出一间七八平方米的小屋，作为捐赠接待室。“本来是一个临时的办公室，也没有挂牌子。”王效青没想到，从周一到周末，从早到晚，捐款的人络绎不绝，各种书信雪片似地从祖国各地飞来……
同年9月2日，邓小平题词“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后，社会赞助活动进入高潮。王效青记得，当时光收据就开出三四箱。更多人都没有留下姓名，只写着“湖南一工人”“北京某女生宿舍”等。
市文物局还专门成立了社会赞助活动委员会，所有成员一边干着本职工作，一边为长城的事忙得不可开交。“我当时就在文物局后院住，什么时候有人来捐款，传达室的同事就把我喊过去接待，我带着捐款人到接待室聊聊天，开个收据。”王效青说。
在各地的热情赞助下，八达岭长城修复工程很快开工。王效青带着市文物局的工程技术人员，冒酷暑爬山涉险。王效青回忆，那时候条件差，没有钱买设备，他就用笨办法，“拿10米长的皮尺和一把钉子。在地面上每隔一段钉个钉子，挂上皮尺拉直，边走边量。”就这样，他们只用4天时间就完成了八达岭长城北四楼到北八楼的测绘，12天完成了全部设计图纸。
施工方陆续进入现场，王效青也经常往修复现场跑，“我们的理念是‘整旧如旧’，城砖不能全部用新砖代替，旧砖、碎砖都可以用，长城残缺的地方不能补齐。”
王效青没想到，远在山西老家的父母也关注了活动。“我爸说，能在电视里看见我，拿着图纸在修长城。这真是好事！”他笑着说，得到父亲的肯定，自己心里特别舒坦。
如今，王效青还有个心愿，找到当年那些参与捐款的“无名英雄”，在长城上为他们立一座纪念碑，“希望这项活动激发的爱国情、长城情一直延续。”本报记者 李祺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