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庆余年》是一部古装架空的娱乐产品，但其在客观播出效果上，该剧的热播尤其是其中法治元素的表述，使得更多的人对法治类题材影视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图为电视剧《庆余年》海报。
□刘光 钱晓蕴
在影视行业更新迭代的时代背景下，《庆余年》的热播成了引人瞩目的热搜现象。其虽然是一部虚构的架空历史的古装影视作品，而且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制度认知与现代社会的法治理念有很大的差异，其剧情设定却展现出来了丰富的法治元素、法治思想。但通过对这些元素的深入研究，依然能让我们更清晰地洞察法治类影视作品广泛而深刻的社会价值。
《庆余年》中的法治元素
在《庆余年》中，存在着南庆、北齐、东夷城、神庙等诸多势力，各个势力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微妙的相互制约关系。无论是朝廷内部的权力纷争，还是各门各派个角色利益之间的角逐，都展现了权力制衡的重要性。同时，剧中所设定的各种规则和制度，如官场的礼仪、江湖的规矩等，都潜移默化地向观众传递了关于规则和秩序的重要理念，让人们认识到在一个社会中，遵循规则是保障公平与稳定的基础。
剧中角色如范闲在面对不公正的待遇时，选择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显示了人们对法治的信任和依赖，以及法治在社会秩序和公平正义维护中的作用。
主角范闲在面对诸多困境时，始终坚守自己追求公正和公平的信念。他的行为和选择可以引发观众对于法律与道德的深入思考。范闲在面对权贵的压迫和不法行为时，敢于挺身而出，为弱者发声。这种精神激励着观众在现实生活中也要勇敢地维护自己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剧中，审理范闲伤人案件刚开始，梅执礼便直接问罪，“堂下何人，范闲，你可知罪”？这无疑直接给范闲戴上了“有罪的帽子”，要求嫌疑人自证无罪；梅执礼因为畏惧权势，不敢对范闲这个嫌疑人用刑，却选择对证人司理理用刑，使证人作了伪证。
范闲的母亲叶轻眉是一位具有现代思想的女性，她的理想是建立一个“人人生而平等，再无贵贱之分”的社会。这一理念在剧中通过她创办鉴查院并在门口立碑表达出来。尽管剧中的庆国是一个封建社会，这种对平等的追求也有其法律价值。
剧中，通过范闲暴打郭宝坤的剧情对虚构时空下法律的核心价值观进行了表述。从范闲打人开始，京都官府抓捕范闲受阻，直至京都府庭审判决，梅执礼本应是尊重法律并行使神圣职权，但在其欲判范闲无罪时，太子却忽然出现公堂，对梅执礼心理施压。紧接着，二皇子也到堂听审，并直接用语言威胁，途中随时打断审判程序，这明显是对审判原则的无视和破坏。
关于社会问题的挖掘和探讨
《庆余年2》不仅延续了第一季的精彩剧情，再次将观众带入了那个充满权谋与斗争的世界。通过与生俱来的现代意识的穿越者，为观众展现了一个拒绝与权贵同流合污、坚持原则、正义良善的角色。通过为那些被封建制度所压迫的人们发声，将现代法治思想融入全剧，使得《庆余年2》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挖掘和探讨，成了一部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作品。
剧中江湖恩仇、庙堂权谋、家族恩怨层出不穷，将每个角色都笼罩在封建制度巨大阴影下。无论是为救女儿惨死的老金，还是只因需要死一个歌妓就丧生在乱棍之下的老金的女儿，最终被压弯膝盖而屈服的邓子越，正直清廉一辈子却死于非命的赖御史，这些悲剧人物的故事，活灵活现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让观众对封建社会的人物命运产生深深的同情。
《庆余年2》的剧情没有停留在对封建社会的批判上，而是巧妙地融入了封建和现代思想的碰撞。范闲与二皇子之间不仅是一场权力的斗争，更是一场关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较量。二皇子为一己私欲利用自己的权力与财富肆意欺压百姓、践踏法治；而范闲则坚守着现代法治理念，追求着公平、正义和法律赋予人们的生命权利和尊严，为那些被欺压的人们发声。这实际上反映了封建与现代两种法治思想的激烈碰撞。这种碰撞，正是这部作品的灵魂所在。
纵观全剧，《庆余年》还涉及个人隐私信息保护、知识产权保护、遗产继承等多方面的法律问题。
电视剧所具备的社会价值
法治类影视作品通过将法治意识、法律知识融入具体的剧情和人物行为中，以一种生动直观且易于理解的方式向广大观众传递了丰富的法治思想、法律概念、程序和原则等知识。例如，《秋菊打官司》《马背上的法庭》《全民目击》《我不是潘金莲》《人民的名义》《巡回检察组》《第二十条》等。观众在欣赏剧情的同时，通过人物之间的法律纠纷，观众可以学到不同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和具体含义，不知不觉地学习到了法律知识，提高了自身的法律素养。
而《庆余年》作为架空历史的古装剧，通过现代法治意识与封建社会君权天授思想控制下的司法理念的不屈对抗，不仅让观众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还让人们想起《杨乃武与小白菜》《窦娥冤》《铡美案》等经典剧作。由此可见，对封建法治的对抗和控诉由来久远。《庆余年》只是换了一种让当代年轻观众喜闻乐见的古装艺术形式，再次引导观众对社会法治的思考，使社会更加意识到法律的重要性和权威性，明白遵守法律的必要性以及违法的后果。
中国法治的产生和发展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强调的仁、义、礼、智、信等观念，为法治提供了内在的道德基础。在中国古代，官员断案时除了法律条文还会综合考虑道德因素，导致公平公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者的品德和能力，但某种情况下可能导致公众认可的情大于法的现象发生，于此对法治的严格实施构成严重挑战。《庆余年》中诸多情节如范闲为滕梓荆报仇而触犯律法，就引发了观众对于情与法的激烈讨论。这体现了儒家道德观念对当代法治实践的影响。
当观众看到范闲为了心中的公平和正义，坚守道德底线和各种势力人物斗争而获得成功时，他们也会在内心深处受到触动，从而在现实生活中努力践行这些正确、积极的价值观。虽然《庆余年》是一部古装架空的娱乐产品，但其在客观播出效果上，该剧的热播尤其是其中法治元素的表述，使得更多的人对法治类题材影视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观众们在讨论剧情的同时不仅局限于作品本身，也会涉及对法律问题的看法和观点，这些讨论有助于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促进社会对于法治问题的关注和重视。电视剧丰富了法治宣传的艺术形式，激发公众兴趣，推动公众对法律的进一步探索和研究，同时还起到了帮助观众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和价值观的作用。这些价值观对于观众的个人成长和社会的和谐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分别为：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北京电影学院）
责编：尹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