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湖州日报
蒋汝藻（1876—1954）是湖州南浔人，他继承了外公刘镛的商业天赋，在经营投资方面眼光独到，接手家业不久就将经营的重点从祖传的生丝业转到盐业，很快就掘得第一桶金，成为浙江盐业的重要人物，辛亥革命后还出任过浙江军政府盐政局局长。20世纪20年代初，蒋汝藻慧眼独具看到上海作为开放口岸带来无限的商机，举家从南浔迁沪，将经营范围扩大到房地产、航运业、金融业等领域，在江浙沪投资创办了许多成功的企业。他不仅是浙江铁路公司的董事，还是浙江兴业银行创办人与大股东；又是上海轮船招商局的大股东与中华书局董事局副主席，在北京开设了经营古董字画出口业务的来运公司，在当年的上海滩也算得上有影响的实业家。
不过，蒋汝藻最引以为豪的还是自己的藏书。祖父蒋维基是清道、咸年间江浙一带著名藏书家，太平军占据湖城，为避战乱逃离故园，家藏之书大半化为灰烬。世代书香门第幼承家学，蒋汝藻具有很高的鉴赏水平和艺术修养，事业有成后，他不仅陆续收回了先祖因战乱散出去的许多旧籍，还一掷千金收购了从宁波范氏“天一阁”、杭州汪氏、泰州刘氏等著名藏书家流失的孤本秘籍，成为后来居上的藏书大家。尤其是他以1500银元高价购得南宋孤本周密的《草窗韵语》六卷后，根据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建议，将自家的藏书楼命名为“密韵楼”后，收藏档次则更上一层楼。
蒋汝藻与著名学者王国维（1877—1927）私谊甚厚，两人交往的时间是王国维一生中最后的十年，也是其学术研究硕果累累的十年。王国维在为蒋汝藻所作的《乐庵居士五十寿序》中，详细记述了两人交往的由来：“余与乐庵居士同岁，同籍浙西，宣统之初又同官学部，顾未尝相知也。辛亥后，余居日本，始闻人言，今日江左藏书有三大家，则刘翰怡京卿，张石铭观察与居士也。丙辰之春，余归海上，始识居士。居士亢爽有肝胆，重友朋，其嗜书盖性也。余有意乎其为人，遂与定交。由得尽览其书。居士获一善本，未尝不以诏余；苟有疑难，未尝不与其相商度也。余家无书，辄借诸居士，虽宋椠明钞，走一力取之，俄顷而至。”可以看出两人的相识是因为有着爱书如命的共性，能成为好友频繁交往与功名利禄无关，彼此之间是君子之交，既淡如水，又浓如蜜。王国维经济上遇到困难，蒋汝藻会主动出手相助，为其排忧解难。后人整理的《王国维全集》收录两人往来的书札多达40多封，王国维在信中曾多次提道：“手教并衣帽等均照单收到。恃公高谊，故此种久假不归之举敢以奉请，其实无殊拜赐也。银币二百番奉缴，仍请每月送五十番至舍下，因行资已充足，不需此也。”“接家信，知上月公又送敝厘百元。而哈同薪亦来，已属敝属留作盘费。一切承注，感激，感激！” 字里行间能领略到蒋汝藻的重情谊，乐善好施，慷慨大度，还可体会到王国维对好友不求回报的帮助发自内心的由衷感激。为了鼓励王国维的勤奋努力，蒋汝藻除了按月支付约定的酬金外，还赞助了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出版费用。
“密韵楼”丰富的藏书是蒋氏祖孙三代努力的结果，在蒋汝藻手里得以充分的扩张和最后的完善，对此王国维曾感慨道：“余谓为子孙者如孟萍始可谓之能传书矣。”“密韵楼”鼎盛时期收藏的宋版书多达83种，元版书102种，明版书863种。其中仅善本就有2666部，内有宋本363册，元本2097册，明本6753册，抄本3803册，还有《永乐大典》20册，史料价值甚高，备受学界瞩目。难能可贵的是，蒋汝藻斥巨资收藏流失的珍贵古籍并没有像许多私人藏书楼那样束之高阁，秘不示人，只为己用，而是非常乐意向喜欢读书研究学问的士子学人开放。当时的著名学者傅增湘、沈曾植、张元济、罗振玉、朱祖谋等经常出入蒋家，浏览群书，考据论证，讨论争辩，不亦乐乎。商务图书馆计划影印出版大型丛书《四部丛书》，蒋汝藻慷慨出借无偿提供了不少“密韵楼”收藏的古籍。他从家藏的宋版书精心选出38种201部，打算影印传世，后因经营失败财力殆尽，委托北京“文楷斋”只影印了7部就被迫中止了。
1917年底，王国维从朋友那儿得知，蒋汝藻聘请版本学家缪荃孙的学生曹元忠为其编藏书目，酬金是每月50元，然而一年多过去了，却只字未见。而王国维靠在哈同所办的仓圣明智大学执教的薪酬，难以维持全家的生活开支，很想再兼一职以增加收入，便在给罗振玉的信中透露了自己的想法。罗振玉有意促成此事，提出要给蒋汝藻写信推荐，王国维虑及这样做有“撬壁脚”的嫌疑，认为还是静观其变为好。直等到后来曹元忠自己提出辞职，才让罗振玉向蒋汝藻推荐自己接手此事。
接手为蒋汝藻“密韵楼”的藏书编录详细书目后，双方商定由蒋家派人用汽车送书到王国维居住的爱文义路寓所，每编录完一批即通知蒋家取走书单和已录书籍，再换一批书替换。王国维编目参照乾隆《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样式，按经、史、子、集次第进行，每部分又按内容分成小类，以便查找。每部书卷首都有序跋，记录作者姓名、成书年月、收藏印记、前贤题识等标识，还作了简短提要，以便后人鉴别考据。若是宋元善本则比明清版本还要多一道手续，除了详细记下其行款版式外，如果校勘出在其它古籍中有摘抄引用的，而文字与该书略有差异出入的话，则须将其原样摘抄全录，附在书后，留待日后慢慢研究细加考证。要想将蒋汝藻“密韵楼”收藏的数万本书分类编目，鉴别考据，摘抄校勘，这项工作繁琐庞杂劳神费力不说，还得有深厚的国学根基和版本学专业知识。王国维于1919年9月正式接手此事，次年4月，他给蒋汝藻长子蒋祖诒的信中告之：“弟处经部书业已录毕，请饬车将史部书送下，并将经部书取回”，由此可见，光编目经部的书就耗去他半年多的大好时光。王国维的勤勉敬业、吃苦耐劳在业内是有目共睹的，在他写给罗振玉想兼职的信中就颇为自信地提到：“好在我辈做事不肯素餐，此事在上海亦有人知之。”
1923年2月，经过四年多的努力，王国维完成了“密韵楼”藏书的编目工作。不久，王国维被废帝溥仪任命为“南书房行走”，离沪赴京时随身携带了“密韵楼藏书志”的手稿，用通信方式征求主东的意见，经反复修改，终于在这一年的11月杀青定稿了。为了稳妥起见双方约定京城当面交接，1924年的7月，王国维将两大包《密韵楼藏书志》的原稿郑重其事地交给了专门赴京验收的蒋汝藻，蒋汝藻阅后十分满意，认为与缪荃孙所编的《嘉业堂藏书目》相比之下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决定将书稿“先行付刻”，并与王国维当面约定继续合作，为自己以后收藏的古籍编《密韵楼藏书续录》，并雄心勃勃地当众宣称：“预备《续录》约以千种为断。”然而，就在蒋汝藻将书稿带回上海，准备雕版付刻之际，他与别人合作投资的北大荒开垦项目失败，损失惨重，财力殆尽，濒临破产，被迫将“密韵楼”的珍本古籍抵押给贷款的浙江兴业银行，《密韵楼藏书志》的刊印也胎死腹中。蒋汝藻经营破产后，门庭冷落宾客稀，只有王国维依然如故，屡写信劝说开导，常以寿序条幅相赠；蒋当藻则以长札代哭，诉说世事无常。两人书信往来频繁，直到1927年6月王国维自沉昆明湖才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