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团结报
□ 陆轶隽
1957年至1958年，为纪念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胜利三十周年，上海市工会联合会下设的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运用访谈、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向事件亲历者征集口述史料，经速记整理后形成书面稿“老工人谈话记录”，目前保存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总计有120份书面记录，篇幅为65万字左右。
该批资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被系统性收集的革命口述史料之一。由于其保留了大量工人的革命行动与早期工运领导人生活与工作等珍贵细节，具备较高的史料价值。但目前学术界对该批资料的利用尚不充分、成果有限。本文将简要介绍“老工人谈话记录”这一并不广为人知的革命史料的诞生过程与文本内容，概述研究价值，以期让该资料“走出书柜”，获得更多关注。
收集机构与访谈动因
“老工人谈话记录”由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以下简称史料委员会）收集。1952年6月：时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总工会主席刘长胜提议，为总结1921年至1949年上海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应成立系统收集、整理、研究工运史料的专门机构。次月，史料委员会正式成立，并着手向全市各工厂、商店征集涉及工人运动、工人生活、革命斗争史实的书刊、报纸、调查资料及烈士遗物、武器等实物。
1952年至1958年，史料委员会开展了三阶段工作。第一阶段（1952年）的主要成果为铅印出版四卷本《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收录工运领导人文章，法电等重点企业的斗争史资料等。第二阶段（1952—1954年），对市政、店员与职员、邮政及教师四大产业先行进行史料收集。经两年努力，《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共计6册）出版。第三阶段主要集中于1957年，最重要的成果即“老工人谈话记录”。在前述的四项行业之基础上，新增了机器、棉纺与卷烟三个行业的斗争史料。至1958年底，由于外界环境发生变化，史料委员会撤销。
由于年代久远与早期党组织屡遭破坏，与1920年代上海工运史直接相关的书面史料，至1950年代已少有存世。早在史料委员会成立之初，沈以行等成员就极为重视通过口述访谈，并运用座谈会等形式收集“活史料”，补文献史料之不足。1959年，沈以行指出访谈法的重要性：
收集史料应该重视口述材料，以与文字记载相参照，越少文字材料的场合，就越要多去发掘口述的材料；而在已有较多文字的场合，也不可忽略用口述的资料来核对。现在有些单位编产业史或厂史，只看重摘抄报刊文字，不去做群众访问工作，其结果恐难以符合要求。
此外，已收集的口述资料本身，也成为面向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工人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材料。1957年3月20日，上海市工会联合会召开专题座谈会，邀请部分参与三次武装起义的老工人参加座谈，听取、记录他们的斗争经历。会前，副主席沈涵表示，由于当时上海产业工人中大部分为青年，“缺乏革命斗争锻炼，对过去的生活体验不深”，因此希望与会老工人要将自身的斗争经历作为向青年工人进行艰苦奋斗教育的素材。之后，他们接受史料委员会访问，稿件编入“老工人谈话记录”。同时，一些老工人会在工人文化宫等场所举办报告会，向工人、群众宣介斗争经历，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由是，口述资料“发挥了以群众，教育群众的作用”。
收集形式与访谈过程
史料委员会采集口述资料的形式主要有如下四种：
其一是向参与工人运动的老产业工人、革命干部、烈士亲属等亲历者，进行问答式口述采访。在现存120份“谈话记录”中有105份为最常见形式。采访者主要为史料委员会中负责收集资料的沈以行、姜沛南、郑庆声、徐同甫等人。出于特定采访目的，采访者组成也会有相应的变化，如为采集有关邓中夏相关革命史料，采访者变更为邓中夏的遗孀夏明及随行的北京《工人日报》副刊编辑曹子戈。另外，上海市作家协会的一些作家出于创作采风的目的，也随史料委员会对三次武装起义的相关资料进行采访提问。开展访谈工作的流程，大体类似于现代口述史学操作规范，即“前期准备－选择对象－确定流程－开展访谈－内容转录”。受访群体则随采访目的确定，可分为下列三类：
第一类为亲历“五卅运动”与三次武装起义的老产业工人与革命干部，其名单通过上海市工会联合会组织部先行对全市各工厂、企业内参与“五卅运动”、大革命时期的老工人进行摸排，调查他们的年龄、性别、工龄、产业、政治面貌等个人信息后确定。因此，多数受访者有明确参与革命活动的经历，“政治历史清楚”。访谈期间，采访者会根据其主要亲历的革命事件，进行针对性询问。通常而言，史料委员会邀请受访者至其办公室，或至受访者工作单位或住处进行访谈，并在事后整理书面记录。
第二类为1957年7月至8月，邓中夏遗孀夏明为收集丈夫生前的日常生活片段以及参与革命活动的史实，到沪向当年和邓中夏有接触的老工人以及革命干部等征集革命活动之线索。通过对相关知情人的访谈并根据其提供线索，进一步确定下次访谈的人选与主题，做到“以事引事，以人引人”。
第三类为1958年下半年，史料委员会为编纂上海卷烟一厂（原浦东英美烟厂）厂史，向该厂老工人征集“五卅”至1949年后该厂生产与政治运动史料。受访者既有早年做童工的老工人，也有1950年代上烟一厂的生产负责人，采访内容多写入1960年编成的厂史中。
问题设计方面，其推展遵循“由粗而细、线索贯穿”的原则：采访者先询问个人基本信息等较为粗泛的问题，再根据受访者的回答，进一步询问细节，由此生成更具体的发问。采访形式上，针对受访者的采访大多采取一问一答，受访者与采访者之比也不一定严格拘于1：1。不过，不同于现代口述史学中常用录音、录像固定访谈过程，史料委员会运用速记的方式固定访谈信息：速记员随采访者进入访谈现场，不询问具体问题，仅对内容进行实时速记。速记员为王天筠、倪慧英、余卫平三人，倪、余二人由于受过专业的点线速记法训练，因此采用点线形式实时速记，访谈结束后再转用汉字誊录。由于使用点线速记法，可记录高达每分钟二百个以上汉字，效率较高，因此倪、余二人速记后形成的整理稿占多数，目前共存91份。王天筠则运用听毕直接记录的形式，并使用省略号等形式来表示受访者已遗忘问题的答案，或者一些特定动作等，表达出受访者的遗忘状态，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录音、录影设备缺乏，导致无法忠实呈现受访者表情、动作等的不足。王氏整理稿目前共存17份。
其二是相关产业工人召开座谈会，以相互谈论、验证的方式记录相关史实，在现存120份资料中占6份。座谈会的具体做法如沈以行所言：
大体上先由熟悉该产业（或单位）斗争历史全面情况的同志来谈一个轮廓，然后划分阶段，拟定提纲，组织人选，举行座谈，互相启发回忆，加以详尽的记录，再由专人根据记录整理成为草稿；这个草稿再经过座谈会的讨论，加以修改和补充，整理成为初稿。
其三是施小妹、姜维新等老产业工人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向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宣讲后所形成的书面整理稿，在现存120份资料中占6份。这些宣讲者均为“五卅运动”等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且除了在工人文化宫进行宣讲外，也会在上海各工厂、学校等进行各类革命故事的宣讲，其目的是通过介绍自身斗争经历与英雄人物事迹，对听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第四类资料为特殊资料，共计3份。分别是编号23上海邮局老工人刘保民介绍1920年代后期邮政职工运动情况的书信、编号41施小妹回忆有关革命的小调歌词以及编号134上海电车公司老工人严陶陶的回忆文章。
史料内容与价值评析
由于“老工人谈话记录”旨在记录各历史时期（主要侧重“五卅运动”、大革命时期）上海工人运动的革命斗争史实与历史经验，故其内容可大致划分为以下部分：
其一是受访者介绍工资工时、劳动纪律、生活细节等方面遭遇的不公，例如被无端解雇、上厕所要“领牌子”、遭遇工头打骂等，以“诉苦”形式引导工人“忆苦思甜”“今昔对比”，以增进其“翻身”感。另一方面，前述经历又常成为罢工等抗争运动的直接原因。据柯伯年指出，1918年至1926年中国各工厂发生罢工的原因分析中，“要求加资”“生活困难”两条是最主要的原因，占到所有次数的42%。由此，“诉苦”内容本身也成为受访者在1920年代参与抗争的关键背景。
其二是受访者参加各类革命活动的相关史实，其中既包括他们在1920年代接受革命教育与加入中共党团组织的经过，如在“沪西工友俱乐部”接受文化教育与政治启蒙等；也包括受访者在“五卅运动”、三次武装起义中不同程度地参与，如上街游行、张贴传单、罢工怠工、袭击“走狗”（破坏罢工者、叛徒等）、运送武器、武装受训、军事战斗等。回忆过程中，受访者侧重描述参与细节和心理活动，且不同于“启蒙—反抗”的线性叙事，他们亦表达出退缩、恐惧等情绪，呈现复杂、多元的心理活动光谱。该类史料是史料委员会在访谈中重点向受访者了解的内容，由此可进一步提炼出革命传统教育的素材。
其三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工运领导人的事迹，包括汪寿华、刘华、邓中夏等。主要内容是上述领导人的日常生活与工作细节，参与建立或积极参加的重要革命组织（如沪西工友俱乐部等）以及如何领导、部署工人开展罢工、武装斗争等行动。在收集该类史料时，采访者会向上述领导人的亲属或共事者，如汪寿华遗孀赵兰花等，征求领导人衣食住行与外貌性格等方面的细节。
该批资料亦涉及抗战时期，中共地下党在上海航运业、百货业等产业秘密开展工人运动、1950年代工厂劳动竞赛和民主改革等内容。由于相关材料源于事件亲历者，保留了大量文献资料不曾覆盖的珍闻、秘闻，特别是保存了大量早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的原始记录，一定程度弥补了由于早期党组织屡遭破坏，导致的书面资料之不足；再如一些革命领导人的家属或亲密战友，提供涉及领导人的生活细节，如早期中共党员郭旦夫曾回忆邓中夏在上海期间的若干住处，在研究早期上海党史与工运史方面有独到意义。
汤普森指出，针对工人生活程度的观察，仅仅依赖量化统计数据（如工资、工时等），特别是“平均数据”，不仅容易得出与实际生活状况相反的结论，也无法衡量工人接受教育、劳动强度乃至生活心态等难以量化分析的变量。由此，涉及工人生活“经历”的探讨，对理解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过程至关重要。“老工人谈话记录”中保留了大量难以用量化数据衡量的工人生活“经历”史料，诸如对不合理管理制度的不满和反抗、下班后参加各类娱乐活动等。故在革命史叙事外，该批资料成为研究近代企业制度史，乃至上海市民日常生活史的珍贵资料。
不过，由于受访者皆为时隔三十年后，回忆1920年代的革命经历与生活细节，加之平均年龄已达50岁，记忆力正处于衰退期，故难免发生记忆内容的失真，尤其当访问者询问涉及革命事件中具体人、事、时、地、物的问题，受访者往往回答“不记得了”。此外，由于受访者往往回忆不止一个历史时段的事件，因而随着时间推移，他们会将事件发生的次序记混，造成记忆误植。如内外棉五厂老工人王宝奎在回忆“五卅运动”罢工的复工日期时，指出“到孙中山死后才复工”，但孙中山逝世早于顾正红事件及之后的“五卅运动”，显然受访者将事后得知的信息掺杂到“当下”对“过去”的回忆之中，形成与基本史实相背离的“新”记忆。
因此，“老工人谈话记录”中尽管采访者对部分受访者的记忆内容，采用当场纠正、批注等方式尽可能减少失实之处，但其间仍存在较多虚、伪、误、隐之内容，导致长期以来学界并未深入、广泛地利用。因此，在运用该批资料前，必须对其内容进行勘误，需与革命历史文件、报刊、人物年谱等其他史料交叉验证，以判定相关事件准确的时间、地点等信息，谨慎援引。
那么，如何更充分挖掘这批材料的研究价值？一方面，如援引过“老工人谈话记录”的著名学者裴宜理所言，“在相同事件上，工人口述史与共产党官方记述之间的差异似乎验证了这些访谈的坦率。”因此，把握这批材料中工人呈现的复杂心理状态，以及部分细微但“不愿为外人道”的生活细节，对于理解中共早期动员产业工人的机制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采访稿内的人名、地名、机构名等命名实体一般皆有明确的指向。因此若使用数字人文方法，将数字化处理后的文本，运用计算机软件提取前述信息，根据具体的研究问题，建立专题分析网络，并结合其他史料，可借此了解1920年代上海产业工人的工作、生活情形与早期中共在上海的工运组织网，尽可能降低受访者因记忆内容失真带来的干扰。
期待在研究者的重视下，“老工人谈话记录”能“走出”尘封，焕发其研究价值。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