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团结报
□ 苗体君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上海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次国共合作政策的提出地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时，“会上有两个问题争论不休，一个问题是：共产党人要不要加入资产阶级国会，另一个问题是南北政府有什么不同”。会议“还讨论了孙中山是否是军阀的问题”。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明确表明中国共产党“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尽管决议中表示中国共产党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但中共一大的代表们已把孙中山及南方政府作为了大会讨论的重点问题，说明这一时期，统一战线及国共合作已处在了朦胧状态，所以说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的萌芽始于上海，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萌芽也始于上海。
“统一战线”作为一个词语最早出现在恩格斯1840年10月撰写的《唯理论和虔诚主义》一文中，但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直接产生影响的则是列宁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理论。列宁通过对东方国家的研究，在1920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针对东方国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提出了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理论，要求东方“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也就是包括中国在内东方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民主政党要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
列宁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理论是如何传入中国的？1921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设立人民出版社，专门负责马列主义理论图书的出版发行工作。其中就出版了《第三国际决议案及宣言》，也就是共产国际二大文件汇编。由此可见，列宁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理论在中国最早是在上海翻译出版的，然后从上海再传播到全国其他地方，上海是当之无愧的列宁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理论的传入地，上海也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起源地，更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理论的起源地。
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一文，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政治是中国人民遭受痛苦的根源。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用革命手段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建立民主政权。为完成这一任务，中国共产党就要同国民党等革命党派，以及其他革命团体，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通过正式文件，公开表示要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就是要与国民党进行合作。由此可以看出，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正式文件公开表示愿与国民党合作的地方。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统一战线的专门文件。中共二大确定“民主联合战线”的政策，就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但孙中山只允许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并服从国民党的领导，也就是党内合作的方式。为了使中共高层领导接受党内合作的方式，1922年8月29日至30日，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主导下，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会上，马林对中共二大提出的与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的方式进行了批评，在李大钊的积极“调和”下，中共高层最终在西湖会议上接受了党内合作的方式。
为了使全体共产党人接受党内合作的方式，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正式决定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纵览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全过程，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党外合作的方式从上海扬帆起航，当党外合作方式遭到孙中山的反对后，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了“西湖会议”，靠李大钊、马林的努力，中共高层接受了党内合作的方式。为了让全体党员、团员接受党内合作的方式，又在广州召开了中共三大，合作方式由党外合作变成了党内合作。
商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磋商地
中共一大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率先在上海与国民党总部的张继进行接触，开始了解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1921年9月，陈独秀从广州返回上海后，马林、陈独秀又在上海探讨国共合作的可能性。12月，在秘书兼翻译张太雷的陪同下，马林又长途跋涉到广西桂林与孙中山进行面对面会谈，探讨国共合作的可能性。
1922年8月13日，当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孙中山来上海避难时，马林则又比孙中山早两天到上海。在这两天里，马林做了许多事情，给在北京的李大钊发去电报，请他来上海。李大钊接到电报后立即赶到上海，马林“向李大钊介绍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令和关于国共合作的想法”。8月23日，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国共合作的特殊使命，来到上海莫里哀路孙中山的宅第。李大钊“向孙中山真诚地表示了中国共产党愿意与国民党合作的愿望，坦诚相叙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心情，认真切磋各种问题”。8月25日，马林拜见孙中山，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晤。马林向孙中山转达了苏俄政府任命的赴华特使越飞的问候和信件，还把自己此次中国之行的使命——做越飞的助手，也告诉了孙中山。马林劝告孙中山，“不要仅仅依靠军事手段去收复广州，要开展群众工作，使上海成为对全中国工农进行广泛革命宣传的中心”。他的这些话得到了孙中山的赞同。随后，马林便开始积极筹划西湖会议。
西湖会议后，李大钊留在上海，专门与孙中山进行联络。孙中山多次约请李大钊到他的寓所会谈，二人“畅谈不倦、几乎忘食”。1927年4月，李大钊被捕后，在《狱中自述》中曾讲道：“大约在四五年前，其时孙中山先生因陈炯明之叛变，避居上海。钊曾亲赴上海与孙先生晤面，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曾忆有一次孙先生与我畅论其建国方略，亘数时间，即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我入国民党。”经李大钊的积极努力后，孙中山很快就同意了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孙中山还“应允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从他的原有入党办法，并依照民主化的原则改组国民党。几天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就由张继介绍，孙先生亲自主盟，正式加入了国民党为党员”。
孙中山在与马林、李大钊多次会晤后，于1922年9月4日，召集在上海的53名国民党高级干部开会，讨论国民党改进相关问题。孙中山即席解释了他“联俄、联共”的新政策，获得在场所有人的一致赞成。6日，孙中山指定包括陈独秀在内的9人组织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同年11月15日，孙中山又在上海召集高级干部会议，讨论9人起草委员会所拟订的改组方案，并推举胡汉民、汪精卫为改组宣言的起草委员。1923年1月1日，国民党在上海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宣布时局主张及民族、民权、民生政策。
1923年1月16日，苏俄政府赴华特使越飞乘火车由北京南下上海。越飞与孙中山进行了多次秘密会晤后，于1月26日，在上海正式联名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正式确立，“正是这份宣言的发表，促成了国民党的改组及国共合作，也促成了黄埔军校的建立及北伐战争。当然，苏俄对孙中山的支持也换来了孙中山对苏俄的承认，更使孙中山完成了从旧三民主义向‘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新三民主义的转变”。同时也加速了国民党改组的进程。2月15日，孙中山、宋庆龄及随从人员陈友仁等6人乘“杰斐逊总统号”邮轮离开上海赴粤。
总之，从1922年8月13日到1923年2月15日，孙中山在上海避难期间，也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关键时期，马林、陈独秀、李大钊及苏俄政府特使越飞等人来到上海，与孙中山就第一次国共合作事宜反复磋商，并最终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施。
上海大学是第一次国共合作酝酿时期的产物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的标志，同年创办的黄埔军校“可以说是一所国共合作的学校”。事实上，第一次国共合作处在酝酿时期时，国共两党就通过合作在上海成功创办了上海大学。
上海大学“成立的确切时间是1922年10月23日”，时值中共二大闭幕三个月、西湖会议召开一个多月后，也正值国共两党围绕着国共合作展开磋商之际，当时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也在上海避难。上海大学成立董事会时，孙中山担任名誉校董并在办学经费方面予以帮助，校董会由蔡元培、章太炎等13人组成，共产党员邓中夏则担任校董会秘书。上海大学刚成立时，校长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担任，副校长则由共产党员邵力子担任，总务长由邓中夏担任，邓中夏也因此被称为上海大学的“大管家”，教务长则由共产党员瞿秋白担任。1923年，邵力子、邓中夏、瞿秋白三名共产党员担任上海大学评议会的评议员，而评议会则是当时上海大学的最高决策机构。所以，从当时上海大学的领导决策层成员构成来看，上海大学是国共密切合作的产物。
上海大学是第一次国共合作酝酿时期，两党合作的产物，比黄埔军校早一年多创办，黄埔一期招生时，曾在上海大学设有考场。上海大学代校长邵力子后来曾到黄埔军校担任秘书长，上海大学教授恽代英、高语罕、张秋人、任卓宣后曾到黄埔担任政治教官。随着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彻底失败，1927年5月3日，上海大学被查封。可以说，上海大学见证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全过程。
（作者单位：广东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