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人民政协报
全国政协委员余艳红：深化医教协同 加强中医药高等教育特色人才培养
案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医药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中医药机构考察，对中医药工作作出系列重要论述，为中医药发展指明了根本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引领中医药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人才是中医药发展的第一资源，中医药高等教育是人才培养的主渠道。近年来，教育部会同国家中医药局出台了一系列深化中医药教育改革举措，中医药教育规模快速增长、结构布局逐步优化、培养质量显著增强。截至2022年，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达44所，本科及以上中医药类专业在校生35万余人，6所中医药院校、11个中医药学科列入国家“双一流”建设体系，103个中医药类专业点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院校办学实力稳步提升。但面对新形势新要求，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对人才需求更加迫切，中医药高等教育还存在一些困难挑战，比如，医教协同还不够紧密、生均经费投入不足、人才培养特色不够突出、临床实践教学还需强化等。提升中医药人才培养质量，需要进一步深化医教协同，推进中医药高等教育改革。
建议：一、强化中医药高等教育特色人才培养支持和保障。各级教育部门与中医药主管部门应建立良好的医教协同机制，共同研究解决中医药教育改革中的困难问题。加大中医药院校建设支持力度，设立支持高水平中医药院校发展专项，推动地方政府提高中医药类专业生均拨款标准。支持更多中医药院校和学科纳入国家“双一流”建设体系。
二、完善中医药高等教育特色人才培养模式。支持中医药院校改革招生方式，将中医药类相关专业招生纳入国家“强基计划”“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等，吸引优质生源。推动课程改革，整合中医药课程内容，提高中医经典课程比重，建立专业核心课程联盟，加快构建以中医药课程为主线、先中后西的课程体系，完善与之相适应的教材体系。面向未来发展需求，支持中医药院校与其他高校联合开展中医药长学制教育，扩大中医药长学制教育院校数量和规模，推动中医药学与材料学、人工智能、工程制造、生物医学、哲学社会科学等学科交叉融合，探索建立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支持有条件的院校探索开展“5+3”一体化、九年制中西医结合教育，培养高层次中西医结合人才。
三、提升中医药高等教育特色人才培养质量。在国家一流专业建设中进一步加大中医药类专业支持力度，推动中医药院校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深化中医学、中药学、中西医临床医学本科专业认证，强化专业认证、审核评估、医师资格考试等在教育质量评价中的导向作用。加强师承教育，落实早跟师、早临床学习制度，强化中医思维培养和临床能力训练，将师承教育贯穿临床实践教学全过程。建设一流中医药师资队伍，加快建设一批国家中医药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心，培养造就一批教学名师和优秀教学团队。强化临床实践教学，加强附属医院等临床教学基地建设管理。推动院校落实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政策，在人才引进、培养平台建设、评价激励等方面加快改革步伐，激发人才发展活力。
全国政协委员张洪春：强化综合医疗机构基本药物中的中成药配备
案由：中成药是以中草药为原料，经制剂加工制成各种不同剂型的中药制品，是我国历代医药学家经过千百年医疗实践创造、总结形成的有效方剂的精华。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目录制定、生产供应、采购配送、合理使用等多个环节实施有效管理的制度。基本药物的足量供应和合理使用，对保障群众基本用药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提出，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的药品包括中成药和中药饮片，要坚持中西药并重原则。但是，在我国基本药物制度落实执行过程中，中西医并重原则并未得到较好落实，尤其是中成药在医院的配备和使用中仍面临一些问题和困境。主要表现在：一是基本药物（中成药）在部分综合医院“入院难”，如某些综合医院在引进中成药时，只接收国家1类新药、国家医保谈判品种等。二是基本药物在等级医院的采购品种数量、实际应用量有限。这些问题，影响了中医药独特优势和功能价值的发挥。
建议：一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落地见效。建议对照《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关于进一步加强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推动中西医协同发展的意见》《关于医保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文件要求，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党委政府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建立联动工作机制，细化中医药综合改革方案，加大在政策、项目、资金、机制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为中成药在医疗机构配备和使用，提供制度保障和组织保障，并探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二是加强对基本药物目录中的中成药在医疗机构配备和使用情况的监督与考核，推进各级医疗机构实现“986”目标。在考核医疗机构配备和使用基本药物（中成药）的绩效时，对配备基本药物（中成药）的品种/品规比例加以要求，同时适当规定基本药物（中成药）的使用比例，以真实反映基本药物（中成药）使用数量，推动各级医疗机构形成以基本药物为主导的“1+X”用药模式，优化和规范用药结构，确保医疗机构对基本药物的优先使用。
三是提高医务工作者使用和管理基本药物（中成药）的水平，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建议以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和处方集为学习内容，每年固定学时学分，对医疗机构临床医师、药师进行培训；加强医疗机构院长等行政管理人员对基本药物相关政策的学习，将医院对基本药物制度执行情况的考核与院长绩效考核、医院等级评审等挂钩；做好科普宣传，医疗机构通过院内宣传栏、官网、微信公众号、科普讲座等形式，传播基本药物公平可及、优质优惠的理念，提高社会各界对基本药物的认知度和信赖度。
全国政协委员李浩：推动医疗机构中药制剂走出“院门”
案由：医疗机构中药制剂既是中医临床精华的“集中体现”，也是中药产业创新的“源头活水”，还是满足人民群众“看上好中医、方便用中药”的重要保障。
目前，医疗机构中药制剂有如下特点：一是源于临床经验，疗效优势凸显；二是能够保持并发挥中医药的特色与优势；三是能够有效继承名老中医药专家的临床经验，惠及更多患者，推动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四是经过临床广泛应用，可提供循证医学证据，是成果转化“新药研发的摇篮”；五是“简、便、廉”。
《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强调：“医疗机构制剂只能凭医师处方在本医疗机构内使用，不得在市场上销售或者变相销售，不得发布医疗机构制剂广告”；“发生灾情、疫情、突发事件或者临床急需而市场没有供应时，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在规定期限内，医疗机构制剂可以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内指定的医疗机构之间调剂使用。”受制于条例政策，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多局限于本院使用，不能得到较好的推广和使用，很多优势品种如同“养在深闺”，社会效益没有得到充分实现。因生产数量小、市场面不够大，也造成现在医疗机构中药、民族药制剂突出存在“小而全”“多而散”“粗而低”的状况，部分制剂不能保证一定的生产数量，很容易停产，不利于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建议：一、由药监局牵头完善医疗机构中药制剂调剂使用政策。出台相应的细化实施方案，支持、鼓励医疗机构中药制剂走出“院门”，加快实现在省市区域，系统内附属医疗机构、医联体及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互通共享。
二、建立药监、卫健部门主导，医保、科技及中医药局等多部门联动的协调机制。制定和出台调剂调配管理办法，简化审批流程，推动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区域性流通使用。
三、设立医疗机构中药制剂重点项目研发科技专项。加大投入特别是加大对中医药制剂研发关键技术装备和中药新药研发的支持力度，培育中医药成果转化的物化基础，助力中药制剂实现成果转化。
四、由政府主导搭建协同创新平台。加强医疗机构和中药企业合作，发挥医疗机构的临床优势和中药企业的硬件、技术、资金及转化优势，合作开展中药制剂研发并实现规模化生产，满足临床科研需要和使用供给。
全国政协委员徐安龙：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助力人类健康共同体建设
案由：中医药防病治病具有独特优势和作用。近年来，中医药为解决世界医学难题和疫情防控提供了中国特色良方，以其完善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防病治病功效，尤其在治疗慢性疾病和疑难疾病方面的功效，在世界上得以广泛传播。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是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中国软实力构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助手。
当前，中医药已传播到196个国家和地区。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显示，有113个成员国认可针灸等中医药诊疗方式，29个成员国为中医药的规范使用制定了有关法律法规，20个成员国将针灸等中医药诊疗纳入医疗保障体系。但由于缺乏整体思维和布局，依然面临不少问题：一是国家层面缺少整体规划，中医药作为“讲好中国故事”的最佳载体并未系统和有效地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二是未形成有效运作机制，且支持资金严重不足。中医药走出去存在“碎片化”发展现象，各种政商财经资源未能良性运用，没有形成整体联动、合力协同、创新发展。三是中医药未能与所在国主流医学体系有机融合。四是中医药服务机构规模小，且水平参差不齐。目前海外中医诊所多以个体为主，且处于“散兵游勇，各自为战”状态，同时本土化良莠不齐的中医教育导致高水平临床中医师的稀缺，大部分海外中医药服务机构并不能提供高质量中医诊疗服务，很难满足海外患者的实际需求。
建议：
一、加强整体规划，以创新模式推动中医药海外发展。国家应该就中医药的海外发展做好顶层设计，建立专门国家级机构，推动建立中医国际传播的中心和总部基地，以此整合国内优势资源。可与世界顶尖大学合作，将现代生命科学、生物医学、人工智能技术研究前沿，与中医智慧及诊疗相结合，提供特色多元服务项目，研制中医特色高科技推广产品，开展中西医融合的医学难题攻关，形成集医疗、科研、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播于一体的中西医融合创新的高精尖医疗和中医药科研创新中心。同时，应设立国际投资基金，多渠道募集资金，打造可复制、易推广的一体化发展模式，布局标准化海外中医中心，以企业化或非营利组织模式运营，突出中医诊疗特色，与国家中医国际中心形成内外联动的创新机制。
二、创新中医健康服务模式，构建中医智慧云平台。建设中医智慧云平台，包括生物医学和医疗大数据中心、中医药教育云端大数据中心、医院管理终端系统、健康信息平台、远程诊断平台、中药材销售平台等，打造全球范围的高科技综合性中医药服务平台，支撑海外中医中心健康发展，实现国内中医医疗机构和境外医疗机构的信息交互共享。
全国政协委员徐凤芹：加快推进国家中医老年病研究助推健康老龄化
案由：2021年末，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0056万人，占总人口的14.2%。老龄化程度的持续加深，也对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提出了严峻挑战。为应对老龄化挑战，国家卫生健康委专门成立了老龄司，积极构建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并推进老年友善医院建设。同时，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进国家老年疾病临床与基础研究，在全国设立了6所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及一所国家老年医学中心，推动了老年疾病的研究，但目前尚无一所国家中医老年医学中心或国家中医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内科学专科主要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其评价方法为治愈、好转、恶化或死亡，而老年医学是以“老年人为中心”，以“全人健康”医护照料管理为重点，这与中医学“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的核心思想高度契合。中医的治未病、中医非药物疗法、中医养生功法、中医康复、中医舒缓医疗在老年人的各个阶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受老年患者和家属欢迎，宋代陈直所著《养老奉亲书》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老年医学专著，中医在为老年患者服务中从延缓衰老、中医治未病到健康管理、慢病管理、疾病治疗、中医康复、舒缓医疗都有独特的优势，深入研究中医老年疾病将有助于推进健康老龄化，助推健康中国战略。
建议：一是开展高层次中医药老年医学人才培养，着力培养中医药防治老年疾病技术骨干、学科带头人和老年慢病共病多学科综合诊疗人才，提高中医药对老年病的诊断、治疗和护理、康复能力和水平。
二是加大对中医老年疾病研究的投入力度。目前，老年疾病研究主要聚焦心脑血管疾病、肿瘤、埃尔茨海默病等重大慢病疑难病，对衰老机制与延缓衰老的基础性研究及老年慢病共病关注不够，建议科技部设立中医主动健康课题，发挥中医药在老年人慢性病预防与管理、重大疑难疾病治疗及疾病康复中的重要作用和优势。
三是加强中医对重大老年医学问题的研究。建议设立国家中医老年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或国家老年医学中心，提高中医老年医学临床研究水平，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打造中医老年医学研究高地。成立国家中医老年病学临床研究中心，将有利于推动我国中医老年病学人才队伍建设、形成规范、专业、稳定的临床研究网络，有利于加速解决我国中医老年病学发展中遇到的关键问题，从长远来看，有利于我国实现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的宏伟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