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是欧方开展调查工作的一个正常时间节点，并没有其他的象征性意义，最终关税决定要看11月2日的宣布情况。”
27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欧双方工作团队正就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案保持密切沟通，抓紧推进磋商工作。
22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应约与欧委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举行视频会谈，双方商定就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案启动磋商。
何亚东表示，中欧合作的本质是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双方在绿色转型领域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尽快推动磋商取得积极进展，达成双方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以避免贸易摩擦升级对中欧经贸关系造成不利影响。
此前，欧盟委员会（下称“欧委会”）于6月12日发布初裁披露，拟从7月4日起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从17.4%到38.1%不等的临时反补贴关税。叠加现有10%关税，欧盟拟将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最高48.1%的税额。
可以看到，12日预先披露的临时关税，并非最终结果。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对外贸易研究所所长梁明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7月4日是欧方开展调查工作的一个正常时间节点，并没有其他的象征性意义，最终关税决定要看11月2日的宣布情况。
中欧磋商进展
27日的商务部例行记者会上，在回答有媒体提出的“中方希望欧盟取消在7月4日前对中国电动汽车进口征收初步关税的计划。如果欧盟继续实施关税，中方将采取什么行动”问题时，何亚东表示，目前，双方工作团队正在抓紧推进磋商工作，争取达成双方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推动解决双方合理关切。
梁明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欧盟反补贴调查程序包括立案、抽样、答卷、核查、初裁和终裁等6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相应时间节点。
欧委会网站信息显示，整个反补贴调查过程必须在立案后的13个月内完成，这包括从立案到最终裁定的所有阶段。初裁（即临时反补贴措施）必须在调查启动后的9个月内作出。这些临时措施可以持续最多4个月。
按照其时间顺序，欧委会在6月12日公布了初裁披露，随后按照其相关规定，在初裁披露三周之后，即7月4日，要公布其临时措施，因而“7月4日是欧方开展调查工作的一个正常时间节点，并无其他象征性意义。”梁明解释道。
据报道，有消息人士表示，目前欧委会在收到相关企业更多信息后，决定微调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车征收的关税，变动在1%左右。
梁明对记者介绍道，欧委会在6月12日的披露之后，会有一定的时间去计算评价结果的准确性，但从以往经验来看的话，其实调整幅度都不是非常大的，只能是微调。
同时，目前中欧之间已经开启磋商程序，在7月4日之前，大幅降低/取消加征税率的可能性较小，但从7月4日到11月2日之前，欧盟会进一步地进行补充调查，同时中欧双方还有4个月时间进行相关磋商，“在最终仲裁措施出台之前，我认为中欧双方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磋商空间的。”梁明表示。
按照欧盟程序，欧盟27个成员国贸易部长将在11月2日前就该终裁结果进行表决，届时可能决定征收为期5年的最终关税。
欧方不断挑起贸易争端
21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对于中欧当前出现的贸易摩擦局面，中方是不愿看到的。中方始终秉持双方领导人共识精神，在双边会见、世贸组织第13届部长级会议（MC13）等多双边场合，通过会见、会谈、通话、信函等各种方式，不断向欧盟机构及成员国阐明中方立场，展示开放合作态度，明确要求通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问题。中方始终遵循世贸组织规则，审慎克制使用贸易救济措施。
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令人遗憾的是，欧方不断挑起贸易争端。仅2024年以来，欧方就密集出台了31项对华贸易投资限制措施，其中贸易救济措施25项，还对华发起了外国补贴条例（FSR）调查、国际采购工具（IPI）调查，严重干扰中欧经贸合作。
全球风险、战略及人力资源管理咨询企业威达信（Marsh McLennan）北亚地区首席执行官邰思文（Svien Tyldum）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欧盟和美国都指责中国对电动车的补贴过高，并因此对这些产品征收了关税。
“在我看来，这是由于理解上的不一致（a mismatch in terms of understanding）导致的，这种情况非常不幸。对两国、两国的消费者和生产商来说，最糟糕的情况莫过于爆发贸易战，我们希望避免这种情况。”他称。
邰思文认为，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将会对中国市场和企业产生深远的影响。他说：“对于中国而言，肯定还有其他选项。比如，中国可以考虑将市场重心转移到东南亚或中东等其他地区。但是这并非最好的方案。更好的方法是在错综复杂的风险环境中，例如制裁、关税和气候风险中，找到解决方案。双方应该共同努力，通过友好的方式缓解贸易冲突和摩擦。”
波士顿咨询公司（BCG）董事总经理、全球资深合伙人周园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欧盟决定对自华进口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政策非常矛盾。
“欧盟内部也存在分歧，究竟是要实现其新能源目标，还是要保护内部产业，这需要作出取舍。我认为，欧洲应该有一个明确的选择。现在来看，这一政策本身可能不是完全基于商业考量，而是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因此显得非常矛盾。”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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