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 记者 崔文静 北京报道
7月1日，《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证券交易费用管理规定》（以下简称“公募费改新规”）即将正式实施，券商研究所正在快马加鞭改签合同。
“下周一就是7月1日了，本周必须把所有的公募基金合同都改签完，部分合规和公司法务忙疯了。”有券商研究所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合同改签，也意味着券商分仓佣金的下调——由过往的万八乃至千分之几，调整为万5.24之内。“佣金没有砍半，但派点收入下降明显。”
派点收入下降，研究员们的薪酬也随之锐减。记者了解到，多数券商研究所2023年年终奖均未发放，而在往年，此时早已到手。“如果年终奖全无，对于不少研究员来说，意味着收入腰斩。”
尽管薪酬大降，但跳槽的券商从业者却不增反降。这背后是各家券商研究所布局的整体收缩。“研究所大幅扩张的时代，研究员跳槽能够带来基础收入的翻番，而如今，各家普遍压缩成本，对于大多数研究员来说，保住工作已经很好了。”上述研究所从业者告诉记者。
7月1日公募费改新规正式实施前夕，券商研究所忙碌而平静。
忙碌在于，需要赶在本周（6月30日及之前）将全部公募基金合同改签完毕。按照今年4月30日监管下发的降佣标准，被动股票型基金产品交易佣金费率不得超过万分之2.62，其他类型则不得超过万分之5.24。与此同时，公募基金与券商所签合同的签署对象必须为研究所，不可再为营业部。
记者综合采访发现，其背后隐含多层信息。
券商研究所需要将过去数年乃至十余年间陆续签署的公募基金合同，在短短2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重新签署，无论对于研究所还是公募基金，这都是着实不低的工作量。
“研究所合规、公司法务忙疯了。”有研究所从业者如此告诉记者。合同拟定是以甲方公募基金为主导的，因此，不同公募基金向券商研究所索要的材料也五花八门。
“有的要往年评选全部获奖数据，有的要所有分析师覆盖行业情况，有的要历年报告数据，有的要电话会议情况……不论公募基金要什么，研究所都要立刻整理资料提供，否则合同签署可能就来不及了。”前述研究所从业者直言。
此外，过去，券商研究所与公募基金签订的合同中，分仓佣金以万八居多，在一些签署时间更早的合同中，还存在千分之几者。而根据公募费改新规要求，新签署的合同中分仓佣金不得高于万分之5.24。
“一般来说，会按照万分之五签。”受访人士介绍道。
对于投资者而言，则是好事一桩。根据中金非银及金融科技团队测算，此番公募费改后，预计交易佣金费率将下降40%，对应年化让利投资者逾60亿元。
再者，公募费改之前，券商参与公募基金分仓可以通过“投研条线”和“市场条线”两条路径进行，前者由研究所主导，获得研究佣金，即俗称的“派点”；后者以营业部为主，赚取市场佣金。如今，市场佣金被明令禁止，营业部无法再与公募基金签署佣金相关合同，这将使得研究所的主导作用得以提升。
与此同时，在研究所与公募基金的合作之中，此前券商往往会向公募基金提供专家咨询服务、数据库服务、金融终端等，此类费用采用交易佣金费用方式进行结算，俗称“软佣”。公募费改后，软佣被禁止。这意味着，券商研究所必须更为专注于研究本身，深度研究价值有望进一步凸显。
研究所的平静则在于，从业者们并未出现太多情绪波动。“分仓佣金下调带来收入下降，早有预期，已经接受现实，群情激愤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有研究员告诉记者。
伴随公募费改而来的，是券商研究所创收的下降，以及研究所从业者收入的集体缩水。
有研究所从业者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其所在研究所往年会发布年终奖金和季度奖金，部分研究员年终奖占比可达全年薪酬的半数，季度奖金根据派点差异可达数万、十余万乃至几十万元不等。
而2023年公募降费消息传出后，其季度奖金已经不见，2022年年终奖打折后下发；今年季度奖金仍然没有，并且年终奖也并无着落，而往年此时，年终奖早已到手。
“我们对2023年年终奖的期待是腰斩，一分不发有些失望。”受访研究所人士直言。记者了解到，不仅是研究所，包括“券业一哥”中信证券在内的大部分券商目前均未发放2023年年终奖，这在一定程度上与行业降薪有关，也受诸多券商正在接受检查组巡视影响。后续年终奖是否会补发，发放打折多少，仍待观察。
在研究所内部，派点收入缩水、奖金大降乃至消失导致的收入下滑，与行业首席相比，所受冲击更大的往往为普通研究员。
根据受访人士透露，一方面，不同研究员的薪资结构存在差异，一般而言，首席研究员base（基础工资）占比高，奖金占比少；团队内的其他研究员、研究助理则与之相反。季度奖金与年终奖发放方面，分配权通常掌握在首席手中，由于首席已经领取了相对可观的base与派点分成，其往往将大部分奖金分给团队成员，这也使得团队成员年薪总包中奖金部分占比更高。
因此，在此番公募费改导致的研究所奖金集体缩水之下，普通研究员收入下滑也更为严重。
不过，收入大降之下，研究所人员跳槽反而整体不增反降。
“首席经济学家等研究所高级人才的变动频率可能仍然不低，但行业首席、普通研究员的跳槽程度已经相较于往年大为减少。”某中部券商研究所从业者告诉记者，“我们研究所今年无一人跳槽。”
据其分析，此前几年研究所人员跳槽频繁主要源于券商研究所的组团式扩容，诸多研究所由买方研究转变为卖方研究，甚至从无到有组建研究团队。这意味着，整个卖方研究行业需要大量研究员，尤其是能够独当一面带领团队的首席研究员。需求的提升，拉动券商研究员薪酬水涨船高。
“以前，一般情况下，应届生入行卖方研究所担任研究员，base在1万元左右；工作半年后跳槽到另一家研究所，base可以提高到1.5万元至2万元；再工作1年，具备2年工作经验，base可以升至3万元；当研究员具备3年工作经验时，其中一些表现特别出色的，会被券商研究所挖去担任行业首席，独自带领团队，此时base将会上涨至4至5万元。”上述研究所从业人员告诉记者。
其进一步介绍道：在规模较小的券商研究所，一位新晋首席的年薪通常为几十万元；被其他规模扩容的研究所挖走后，年薪可以升至一百余万乃至200万元左右。对于大部分具备较长工作经验的首席，base通常可以达到8-10万元之间；资深首席的base更是可以高至10-15万元乃至15-20万元。
然而，研究员薪酬快速上涨的两大前提是：券商研究所规模的持续扩容和行业分仓佣金的快速提升。如今，两大因素纷纷消失，研究员薪酬上涨的拉动因素不再。收入大幅提升路径难寻，研究员们换工作的动力随之锐减，研究所跳槽现象也大为减少。
与此同时，除跳槽至同业外，加入上市公司也是此前不少研究员的选择。但如今，不少上市公司同样正在承受较大压力，研究员步入企业的动力因此下降。
“我们有首席研究员觉得公募降费之下研究所压力很大，跳槽到上市公司，发现上市公司更难，又回到我们研究所了。”受访人士表示。
此外，根据受访人士分析，研究所人员变动方面，有两点值得特别关注。
一方面，由于券商研究所普遍对公募分仓佣金的依赖度很高，有些研究所依赖度可以达到八九成。如此状态下，短期之内，无论研究所怎样拓宽创收途径，均难以弥补公募费改带来的收入下滑。因此，压缩人力成本成为不少研究所的必然之选。
降薪，是途径之一；压缩费用是途径之二；裁员，也在成为一些研究所迫不得已的行动。
受此影响，对于大部分首席和普通研究员、研究助理而言，保住工作、不被辞退，而不是物色收入更高的东家，成为其眼下更为现实的选择。
另一方面，伴随市场佣金与软佣被明令禁止，高质量研究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具备行业领先研究能力的高端研究人才，仍然是不少研究所争抢的对象，此类人才的待遇仍然存在较大提升空间，流动性也相对更高。首席经济学家即是此类人才的典型代表。
日前，东吴证券研究所原宏观首席分析师陶川加盟民生证券，出任首席经济学家；今年3月，原广发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刘郁加盟华西证券，新职务同样为首席经济学家；2月，原中信证券宏观经济首席分析师程强担纲德邦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所副所长。去年5月以来，另有方正证券、华福证券等多家券商研究所开出高薪，成功挖到具备较强行业影响力的高端人才出任首席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