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高瑞东 王佳雯
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中，非税收入占比有所提升，2023年非税收入占比为16.45%，较2013年提升约2个百分点，与之对应的则是同期税收收入占比下降了同等比例。非税收入从性质来看并不稳定，存在一次性的罚没收入。因而，税收增长对于财政收入的支撑更为关键。
从结构来看，2023年，我国主要税种的收入排名靠前的分别为国内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国内消费税、个人所得税，占比分别为35.0%、20.7%、9.8%、8.1%、7.4%。以上五大税种，合计占税收比重超过80%。
从今年的数据来看，1-5月份，国内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长均偏弱，累计增速分别为-6.1%、-1.7%、-6.0%，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累计同比增长1.5%，而国内消费税累计同比增速高达7.2%。后续来看，随着经济转型，一方面，制造业维持高景气度，扩大增值税税收；另一方面，扩大内需政策陆续推出，居民消费平稳，有利于支撑消费税收入增速。以上两大税种收入将持续对财政收入形成积极贡献。
近年来，消费税改革在不同层级的会议上都有“吹风”，可能是本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核心之一。对比来看，从2012年“营改增”开始，增值税改革历时超过10年，逐步落地简并税档、设立留抵退税制度等措施，改革相对充分。而目前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于2008年修订通过，部分条款或已不适应当前市场环境。
结合重要会议相关表述，消费税可能的改革方向包括：（1）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2）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3）消费税收入向地方倾斜。目前，我国现行消费税条例主要针对十四个类别征收，烟、酒、油、车四大类收入占比接近98%。后续来看，消费税征收有望发挥消除“外部性”的作用，对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加征，配合当前的“节能降碳”改革，且可以考虑实行累进税档，更好地实现政策调控效果。
虽然扩大征收范围是一大政策方向，但更深层次的改革或许是在分配环节。从美国和日本经验来看，消费税收入的年增速并不算高，比如，2001-2022年期间，美国消费税收入年复合增速约为2.1%。产生这一现象的底层逻辑为，“税收中性”原则要求征税的同时尽量避免造成纳税人额外的负担，这或对应税行为本身产生抑制作用。
因此，改革的更深层次诉求或许是在分配环节。2020年12月23日，《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中提出，“按照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方案，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
从美国和日本经验来看，消费税在中央和地方的分成比例大致分别为4：6，7：3，而我国与德国较为类似，消费税主要向中央倾斜。从目前的财税关系来看，地方土地财政运转遇到障碍，中央通过多种形式的转移支付给地方提供支持，若能在税收分配环节适度向地方倾斜，不仅能对冲当下的土地市场萎缩风险，也能促进地方产业结构调整。
具体到中央和地方的分配比例，本文提出以下假设：烟、酒和其他分类的消费税，中央和地方各分成50%；成品油主要是大型央企进行生产和销售，其消费税在生产环节分配比例可以略高一些，假设分配给地方20%；由于实名制登记以及地方需要提供相应基础设施的配套，假设小汽车消费税的地方分成比例为100%。在以上分配比例的假设基础上，采用2023年的基数测算，当年实现消费税收入约1.6万亿元，则预计地方增加税收超7000亿元，拉动地方财政收入约6个百分点。
（作者高瑞东，系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王佳雯为高瑞东团队成员。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文章首发于作者微信公号“高瑞东宏观笔记”。本文为原报告的第一部分。原标题：《高瑞东 王佳雯：消费税改革如何支持地方财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