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沈阳晚报
薄世宁/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品
2019年1月的一天，早上7点，距离北京一千多公里外的中国东北部某城市的机场跑道上，一架戴着呼吸机、监护仪、除颤仪、静脉注射泵、急救药品，配备了医生和护士的救护飞机即将起飞。
一群人推着担架车朝着飞机奔跑，担架车上躺着一个中年男人，他被包得严严实实，只露着脸。他已经昏迷了，面色苍白，嘴里插着气管插管，嘴角固定插管的胶布上残留着一片片血渍。转运呼吸机挂在担架车的侧面，一个长约一米的氧气罐被紧紧地固定在担架车的护栏上。护士把输血的血袋高高举过头顶。患者的妻子怀里抱着一袋子的化验单、CT片子、病历本，她紧跟在旁快跑着，呼出的气在面前形成一团团的雾……
飞机开始滑行，目的地：北京。
07：50 ICU示教室，全体医生正在早交班。
我的手机响了，是血管介入科王大夫打来的。我小声问他：“干吗？正交班呢。”
其实不用问我也猜到了，他这么早打电话多半是想要床位。ICU床位紧，各个科想排张床位不容易，ICU医生就这时候说话最有底气。果然，电话那头他和风细雨地说：“哥们儿，给我张床呗，我做个大出血的（病人），（病人）乙肝再加上喝酒，肝硬化，上消化道大出血，昏迷了，43岁，不做太可惜，病人已经在飞机上了。”
我的专业是重症医学，我经历过很多次危重患者的长途转运，对转运途中巨大的风险和艰难一清二楚，以至于我看到这个患者的病历，闭上眼就可以完整地想象出他在当地医院的抢救场景和在飞机上的转运细节……
这个43岁的患者因为肝硬化、上消化道大出血继发了失血性休克、昏迷。三天来他呕血几次了。当地的医生试了几次胃镜下止血，但都失败了。胃镜刚到胃里，视野瞬间就被满屏的红色淹没了，根本找不到出血的血管，静脉输注止血药、往胃里灌注促进血管收缩的肾上腺素冰盐水、用三腔二囊管压迫出血点这些传统的止血方法也全部没起作用。
大出血前，他四处打零工，妻子在老家的一个小造纸厂里做临时工，他们和绝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一样踏踏实实地过着最平实的日子。他们刚在镇上买了套小房，孩子马上要上小学了，但疾病瞬间就要摧毁这个家。
当地的医生说：“赶紧转吧，去北京，咱弄不了这个了。”
他死死地抓着妻子的袖子，他太想活了。
可去北京谈何容易？两个城市直线距离一千多公里，救护车要跑十几个小时，根本来不及。要是在平时，残存的肝功能还能让他凑合着活着，但大出血后他的肝功能濒临衰竭，再加上肾脏随时可能出现衰竭，如果再来一次大出血，他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要想第一时间赶到北京，他们只剩下一种选择：医疗救护飞机。
明日看点：包机的患者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