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团结报
□ 彭崇超
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不仅创造了中国的历史，也深刻影响和推动了亚洲其他被压迫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事业。基于中越两国的特殊关系和相似国情，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实践在20世纪上半叶的越南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孙中山与越南华侨
华侨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甚至说过“华侨为革命之母”。在海外华侨中，越南华侨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起到过特别重要的作用。从1900年到1908年，孙中山曾五次到访越南，前后逗留时间达两年多。在这段时间里，孙中山在越南华侨中开展了各种形式的革命活动。
孙中山第一次到越南，是1900年6月21日至7月8日。此前在东京时，孙中山曾走访过法国驻日公使阿尔芒，要求法国为中国革命者提供武器和军事顾问。阿尔芒没有同意孙中山的要求，转而答应他写信给法国驻越南总督韬美，当孙中山到访越南时可以与其会晤。6月11日，孙中山与兴中会的骨干成员从日本横滨坐船到香港，策划广东惠州的起义。到香港后，孙中山派宫崎寅藏去广州策动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脱离清廷，随后自己于21日乘船到达越南西贡，准备与韬美会晤。但韬美当时去了河内，便指派其助手接见孙中山。法国政府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并不希望中国发生动乱，因此不支持孙中山革命，会谈没有达到孙中山的预期。7月8日，孙中山得知宫崎寅藏等人在新加坡被捕，便动身离开西贡前往新加坡营救。此次越南之行，孙中山结识了华侨商人李竹痴、马培生和曾锡周等人，这些人为革命事业作出过贡献。
孙中山第二次到越南，是1902年12月13日到1903年春。孙中山应韬美邀请赴河内参观工业博览会，但抵达河内后，韬美已经离任回国。新任总督派秘书接见了孙中山，孙中山提出了以北圻为通道运输武器军兵到云南的要求，遭到了法方的拒绝。在河内逗留期间，孙中山结识了华侨黄隆生等人，建立了河内的兴中会分会。这是南洋华侨中第一个革命团体。1903年初，孙中山从河内来到西贡，又结识了华侨黄景南等人。彼时在西贡、堤岸的华侨社会中，洪门三合会势力极大，帮派堂口林立，内斗不断。孙中山在了解情况后，召集各堂口首领开会。孙中山从民族大义出发，强调华侨团结起来共同反清。
孙中山第三次到越南，是1905年10月到1906年2月13日。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整合了革命力量，创立中国同盟会。10月，孙中山率人到南洋发展革命组织与筹集经费，西贡是其第一个目的地。到达西贡后二日，孙中山来到堤岸参加当地华侨的欢迎会，并成立了中国同盟会西贡-堤岸分会。这是同盟会在东南亚设立的第一个分会。为了募集革命经费，孙中山在与西贡侨商磋商后，成立了广东募债总局，以“中华民务兴利公司”的名义发行债券，得到了当地华侨的积极响应。
孙中山第四次到越南，是1906年8月初到10月初。孙中山主要住在堤岸华侨黄景南家。孙中山以黄家为基地，在西贡-堤岸的华侨社群中广泛开展革命宣传、组织发展和经费筹集等工作。
孙中山第五次到越南，是1907年3月到1908年3月。1907年3月4日，日本政府应清政府要求驱逐孙中山出境，孙中山遂率领胡汉民等人赴越南。到达西贡后，孙中山吸纳了广西三合会首领王和顺为同盟会会员，并协同抵河内。孙中山此次越南之行的目的，便是想利用其毗邻华南的有利地理条件，策动并指挥中越边境的反清起义。1907年，孙中山在河内直接领导组织了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由于在镇南关起义中，孙中山亲临前线，折回谅山时被清军发现，清政府便要求法国驻越南政府驱逐孙中山。1908年3月中旬，孙中山被迫离开河内，经西贡去新加坡筹款。尽管离开了越南，他仍然直接部署了3月下旬的钦州起义和4至5月份的河口起义。以上发生在粤桂滇的六次反清武装起义，尽管都失败了，却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统治。越南华侨不仅踊跃捐输，而且还参与粮草军需的运输、革命者的掩护等活动，许多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
孙中山将涣散的越南华侨团结起来，变成革命的重要力量，不仅加速了清朝统治的解体，而且也鼓舞了20世纪初先进的越南人反抗法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孙中山对潘佩珠的影响
潘佩珠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越南反帝民族解放运动的灵魂人物。1905年，为了反抗法国的殖民统治，潘佩珠东渡日本，希望在日本购买武器及得到军事援助。在横滨，潘佩珠通过犬养毅的引荐会晤了正在筹备建立同盟会的孙中山。两人交流了关于中越两国革命的相关问题。潘佩珠后来回忆了与孙中山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孙出笔纸与予互谈革命事。孙曾读越南亡国史，知予脑中未脱君主思想则极痛斥君主立宪党之虚伪，而其结束则欲越南党人加入中国革命党，中国革命党成功之时即举其全力援助亚洲诸被保护国同时独立，而首先着手于越南。予所答词，则亦谓民主共和政体之完全，而其主意则反欲中国革命先援越南，越南独立时，则请以北越借与革命党为根据地，可进取两广以窥中原。予与孙辩解相持有数点钟之久。夜十一点，予起辞别，孙约予以次夕再会谈。越后日复在致和堂会孙，再申明前夕所谈之意。其实予与孙此时两皆谈会，予实未知中国革命党内容如何，而孙亦未知越南革命党真相如何，双方谈解，皆隔靴搔痒耳。结果俱不得要领。”
孙中山读过潘佩珠的《越南亡国史》一书，知道潘氏“未脱君主思想”，遂在笔谈中极力痛斥君主立宪，主张民主共和。孙中山希望越南革命党人加入中国革命党，等到中国革命胜利后，再帮助越南革命。而潘佩珠则认为，中国应该先帮助越南革命，待到越南革命成功，中国可以北越为根据地，进取两广以窥中原。双方立场不同，“结果俱不得要领”。尽管如此，孙、潘两位伟大革命家的初次会晤，加深了中越两国革命党人的相互了解。诚如潘佩珠所言：“然其后吾党穷急时，则藉手于彼党为多，则亦两夕会谈为之媒介也。”
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腐朽的清政府，促使潘佩珠的思想从君主主义转变成民主主义。1911年12月，潘佩珠从泰国来到广州，彼时的广州革命氛围高涨，不少越南的革命党人聚集于此。1912年2月，以潘佩珠为首的越南革命党人在广州召开会议，宣布成立越南光复会。越南光复会从宗旨到组织形式都仿照了孙中山创立的中国同盟会。2月下旬，潘佩珠前往南京，第二次见到了孙中山，因公务繁忙，孙中山只和他晤谈数分钟，“予抵南京时，实为新旧交乘之冲，政府事务纷如乱麻，孙亦应接不暇，予但晤谈得数分钟”。十月革命后，在中国国民党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影响下，潘佩珠决心跟上形势，计划将越南光复会改组成越南国民党，章程和组织形式均仿效中国国民党。可以说，潘佩珠受到了孙中山的影响。孙中山去世后，潘佩珠悲不自胜，特意写下一副挽联：“志在三民，道在三民，忆横滨致和堂两度握谈，卓有真神贻后世；忧以天下，乐以天下，被帝国主义者多年压迫，痛分余泪泣先生。”
孙中山对胡志明的影响
1923年，胡志明在苏联了解到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称赞其为“中国革命之父”。1924年11月，胡志明来到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在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身边工作。胡志明努力学习着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他认为，在所有的革命理论中，孙逸仙主义最适合越南的具体环境。他把三民主义总结为：民族主义，一切民族的独立；民权主义，人民的自由；民生主义，人民的幸福和享受。他认为它是越南需要的。
从1924年底到1927年，胡志明一直待在广州。作为革命的策源地，广州聚集了许多在越南国内遭受迫害的革命者。为了将革命的力量组织起来，胡志明在广州创立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在该会所办的特别政治训练班中，胡志明宣讲的内容之一便是新三民主义，而孙中山的画像也被他悬挂在训练班房间的墙上。孙中山去世后，胡志明连发两文悼念，一篇发在巴黎《穷苦人报》上，名为《孙逸仙逝世》；一篇发在越南《安南》报上，名为《在华的事变》。两篇文章均高度肯定了孙中山的历史功绩。1927年3月，胡志明在《安南》报上又发表了《纪念孙中山先生的逝世两周年》一文，在该文中，他称孙中山为中华民族的“复活人”、是民族国家的英雄。
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对胡志明建立完整的革命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1930年2月，越南共产党在香港召开成立大会，胡志明提出并被大会通过的民主革命纲领就是对新三民主义的创造性吸收。1942年8月，胡志明被蒋介石投入广西监狱，在此期间他继续学习三民主义，还将《三民主义》翻译成越南文。胡志明还赋诗“领袖伟言如在耳，天边动轰一声雷。”抒发了他阅读《三民主义》后的感受。1945年越南“八月革命”取得胜利，在9月2日宣读《独立宣言》时，胡志明特意身穿黄色咔叽布中山装，并强调这是“一个十分具体却又十分重要的问题”。革命胜利后，新三民主义依然是胡志明重要的思想和理论资源，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思想传入越南为止。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