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仁芝
在天津三中时的课堂写生《秋菊》1952年
课堂创作练习《值日生》1956年
课外水彩写生《雨后的校园》1955年
课上素描《农民头像》1956年
一
我生长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河北农村，父亲毕生从事教育工作。记得小时候没有什么玩具，父亲就让我和哥哥自己动手做，我们最爱做的玩具有两种——风筝和皮影。
做风筝并非易事，从设计到制作，都要费一番心思。经过多次改进，我们做的风筝不仅色彩越染越漂亮，蜻蜓风筝的眼睛还会转动。看着风筝飞上天空，我感到非常开心，做风筝的兴致也越发高涨。
除了做风筝，我们还找来干驴皮，在上面画京剧人物，再用小刀刻下，染好颜色、拴好绳，以自家的窗户为舞台，表演精彩的大戏。在做皮影时发现不足，适时改进，可视作我初涉人物画的原点。由于北方的冬天很冷，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室内，闲来无事，就在纸上画来画去，时日一长，我对画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热情。
记得小学三年级时，美术课教师让我们用铅笔临摹风景画。他夸我临摹得好，还将这张画评为优秀作品，贴在墙上展示，给了我莫大的信心。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农村，钢笔尚未流行，大人们写字都用毛笔。父亲的毛笔字写得好，我六七岁时他就教我写字，要求我每天写，不仅执笔姿势要正确，还天天检查，指出哪个字写得好，哪个字有什么毛病。看到自己的字有了进步，我从父亲要求写变成自己主动写，进而打下了书法的根基。在我十岁时，父亲不幸离世，遭遇如此重大的变故，对整个家庭来说的确是始料未及。
二
我能走上艺术这条路，美术课教师胡定九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1年到1953年，我在天津市第三中学读初中，这所学校的师资一流，教美术的胡老师获誉颇多。当时，胡老师五十岁上下，国学功底深厚，在绘画和书法上有很高的造诣。尽管美术课不是中学的主修科目，但他尽心尽力教学，对学生爱护有加，他曾夸奖我的毛笔字写得好，还在我的课堂作业上加批语以示鼓励。
胡老师不仅把每节美术课上得有声有色，在课下，他更是认真辅导喜欢美术的学生。
课余时间，我参加了学校的美术兴趣小组——美工团，一同参加的还有张秀江、孙克等。胡老师不仅教我们写美术字、画板报的报花和插图，学校举办活动的横标，有时也交给我们写。课余，他带我们到学校图书馆观摩名作，看过徐悲鸿的素描画集，我才知道有位大画家叫徐悲鸿，才知道真正的素描是什么样子的。
后来，胡老师让我们画石膏像的素描，继而对景写生，其间细致示范画法，及时纠正错误。他还让我们独立画一些构图，在此基础上自由创作。在胡老师的指导下，凡是与画画有关的事我都喜欢，我也认识到画画是有一定规矩的，要循规蹈矩画写生、画构图。
1953年，我正上初三，寒假，已经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的高中毕业生王桐刚、郭绍刚带着素描作业来向胡老师汇报学习成果，胡老师叫美工团的初中生一同观摩。王桐刚和郭绍刚介绍了中央美术学院的概况，他们还带来一个消息：徐悲鸿院长要在今年创办中央美术学院附属中等美术学校（下文简称“中央美院附中”）。胡老师把招生简章交给我们，建议我们去试一试。
就这样，我和张秀江、孙克到北京参加招生考试，三人被同时录取，自此开始系统学习美术创作。这一步，决定了我以后几十年的人生走向。
我从单纯喜欢画画，到进入专业院校学习，再到独自走上创作之路，胡定九老师是不可或缺的引路人，我一直对胡老师心存感激。
三
徐悲鸿院长是近代美术教育“学院派”的创始人之一，他把西方的美术课程引入中国，结合本土实际情况，创立了一套全新的美术学院教育体系。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美院附中贯彻徐悲鸿的教学主张——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学生要具备造型能力的基本功，将专业课的重点放在对素描、写生能力的训练和提升上，与此同时设置水彩写生课、水彩速写课、雕塑课和创作练习课。
我们班是中央美术学院设立的第一届附中班，全班共五十一人，其中男生二十九人，女生二十二人。1953年9月1日，中央美院附中在美院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能坐几百人的大礼堂里只有我们五十一个学生。徐悲鸿院长抱病亲临现场讲话，大意是新中国的正规美术教育从你们开始，你们要立志为之奋斗一生。
开学不到一个月，徐悲鸿院长因病故去。他为新中国的美术事业，为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美院附中的发展壮大费尽心思，耗尽心血。
由于中央美院附中刚刚成立，尚无独立的校舍，便与中央美术学院共用一个校区。所有学生都住校，其中男生宿舍位于美院大礼堂的北侧，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师宗其香、黄永玉和我们是邻居。
中央美院附中学制四年，课程由普通高中文化课和美术专业课两部分组成。除了制图和达尔文主义基础，普通高中的文化课我们都要上；除了素描课、写生课、色彩课，我们还要上美术史课和艺术欣赏课。美术专业课由刚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高才生尚沪生、马常利、杜键、罗炳芳、杨红太等授课，高亚光先生也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生，因为功课好，所以让她教我们几何和代数。这些青年教师也就比我们大三五岁，但我们非常尊敬他们。
中央美院附中的校长丁井文是从延安来的老革命，他曾在延安中央警卫团当干部，后来调到中央美术学院的人事部门工作。中央美院附中成立后，他被任命为校长。丁校长和蔼可亲，没有一点老革命的架子，他关心每个学生，很多同学都去过他家。直到大学毕业，丁校长还和我们保持着联系，关注我们的成长，就像我们的老父亲。
四
回忆往昔，美术专业课的学习，方才使我真正“入了门”。
素描课由简入繁，先画简单的三角形，把握三角形的透视关系；再画石膏圆球，把握圆球的明暗体积关系；然后画静物，如书本、书包、皮鞋、瓶瓶罐罐等；紧接着画人的五官，画石膏头像，最后画真人头像。从画静物开始，每次创作都要安排十几甚至几十课时，以训练在特定光源下，用黑白灰深入、准确表现对象体面关系的能力。素描课反映了徐悲鸿院长“尽精微，致广大”的教育理念，既要照顾整体效果，又要有深入的、精致的局部刻画。
随着年级提高，学校又开设了速写、水彩、雕塑、创作等课程。
我们班的同学是因为喜欢画画才聚到一起的，无论是课上还是课后，都特别用功。从课上的素描作业到课后的速写、水彩写生，所有人都你追我赶，力争取得好成绩，自习时到素描教室加练是常事。即使下了晚自习，我们还互相做模特画速写，凑在一起观摩切磋。每逢周末，我们就到动物园画动物、到大街上画街景。
那时，学校图书馆经常举办开架阅览活动，有大量艺术类的图书供阅读，对开拓艺术视野、了解中外艺术动向十分有益。除此之外，北京常年举办各种画展，我们会到现场观摩，并做简单笔记，将中意作品的构图勾画下来。
无论是课上的基本功训练，还是课下的业务活动，都为了提高我们在生活中发现和表现形式美的能力。通过长期训练，就会拥有深入刻画对象的能力，从而为毕业后从事各种形式的艺术创作奠定基础。
除了在专业课上保持高要求，对待文化课也不能有丝毫懈怠。语文课教师要求我们阅读中外名著，外国名著中以苏联的居多，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静静的顿河》《普希金诗集》等，中国名著有《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茅盾的《春蚕》《子夜》，巴金的《家》《春》《秋》……
五
我们班的文娱活动，丰富多彩。
在中央美院附中学习的四年里，每年学校都会组织春游、秋游，全班齐出动。那时学校只有一辆敞篷的解放牌卡车，我们站在卡车上，一出校门就开始唱歌，路上多有行人驻足观看，我们打心眼里觉得生活充满阳光，无比幸福。
至于其他文娱活动，我们多是和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在一起，如“五一”“十一”天安门广场的庆祝活动，学院的运动会、新年晚会，还有北京艺术院校的大联欢。新年晚会上，少不了我们班的节目，比如自编、自导、自演的讽刺喜剧《仙罐》，姚振寰的滑稽表演《吃糖包》，金鸿钧、李健的京剧展示，边宝华等几位女同学的舞蹈表演《采茶扑蝶》，金廉绣、董季敏的双人歌舞表演《妈妈要我出嫁》等，这些节目大受欢迎，《吃糖包》甚至成了保留节目。
我们班也有自己的班庆晚会、化装晚会等。每到这时，孙克会一展歌喉，唱唱民歌，付金蕙、颜铁铮自编自演相声，卫祖荫不仅唱豫剧，还模仿老师说话，生动而传神……
对我来说，在中央美院附中度过的这段时光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阶段。作为一个懵懂少年，我怀揣单纯、幼稚的艺术梦想进入校园，对艺术创作是什么，在社会上究竟起怎样的作用，可以说一无所知。四年来，老师们循循善诱，辛勤付出，使我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艺术观。
处于充满生命活力的青年阶段，同学们一心在想如何提高学业成绩，为此团结友爱，互帮互助。这样的友谊牢不可破，一直持续到现在，有七十年了。2023年9月1日，我们班举行了一场聚会，大家聚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这浓浓的情谊，让在场的师生都无比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