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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中国改革比较90年代前苏东转轨失利而不再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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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天勇谈经济

一个国家的资源配置体制,究竟是采取计划,还是选择市场,才能够良好地发展经济?笔者就此发表一组专栏文章,与网友们分享。今天发出之四。

周天勇

前面本专栏之三已述,二战后苏联与东欧在东西方经济竞赛中失利。因此,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从20世纪60、70年代起,苏联在80年代,南斯拉夫则更早,相继开始了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南斯拉夫、匈牙利、罗马尼亚和苏联三国模式的学者、方案制定制和领导,可分为“市场派”、“中间派”、“计划派”、“先政治改革后经济改革派”,较为典型地代表了这样四种不同改革的取向。

前苏联推进经济改革的失利及其原因

我们先来看前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苏联是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建设和运行的先行实践者,这一体制在一个国家建立的前中期,由于工业化需要资本积累以及国家体制的资源集中动员能力较强,在二战后到1975年这一时期,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势头很旺,与美国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在快速缩小。但是,这种增长优势由正变负,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国家陷入经济困境。如经济增长速度方面,国民收入增长率1961—1970年间年平均为7.19%,1971—1980年则下降到4.78%;按GDP增长率看,1981—1985年继续下降到-0.46%,1986—1990年间更是下降到了-3.16%。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85年就任苏联领导人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及其失败。戈尔巴乔夫上任初始,面对经济负增长的颓势,发起了一轮加快经济增长速度的运动:(1)先是强力推进新思维改革,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基本推进缓慢。没有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激发活力来推进经济增长,同时也没有将促进经济增长速度与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结合起来。(2)推进了给予和扩大企业一些自主权,提高职工工资的改革。但是各部门管理企业的方式没有转变,企业仍然不能成为商品的独立生产者;另一方面,货币发行量加大,而企业效率没有提高,产出没有同步增长,导致严重的成本推动性通货膨胀。(3)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是经济体制改革滞后。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经济增长速度低,政治和社会形势就不可能稳定。在这种状况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释放不了生产力,没有经济环境宽松的保障。

与中国改革的一个较大区别是:(1)苏联改革没有从农村农业的集体农庄开始,农业生产效率没有提高,农产品供应短缺,无法平抑整个经济的消费物价上涨,造成居民对改革的埋怨和质疑。(2)从苏联末期的经济体制改革看,没有思考缜密、先后顺序、部署重点、对冲风险、可供操作的方案,也缺乏如中国先选择改革地区和项目,再进行先行先试,同时总结试点改革的经验教训,失败的弃之,行之有效的全面推广实施——“摸着石头过河”试错这样一种扎实稳妥的改革过程部署。

苏联末期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遇到了强大的阻力。一是在思想观念上,许多人怀疑将要推进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是姓“公”还是姓“私”,是不是走回资本主义道路,遇到了想不通的阻力。二是苏联的计划和管制体系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实行市场经济,意味着这一体系中的各部门、各级地方政府和许多工作人员失去他们的权力和利益,甚至是福利待遇。他们恐惧改革,反对改革,消极应付改革,一些人还有意让改革失败,改革遇到既得利益者的阻力。

1985年11月到19864月,国际油价跌幅达69%,19863月31日创下的每桶10.42美元,到1990年才回升到每桶30美元上方。除了越来越粗放投入的低效率外,油价暴跌也重创了石油换外汇的苏联经济。关联发生的是财政收入减少,影响进口,消费品短缺,物价上涨,普通家庭生活受到影响,居民怀念计划经济时的低物价,将涨价归于推进改革,许多居民转变为反对改革的群体。

前苏联的市场化改革结局,是以失败而告终。

南斯拉夫改革:经济效果最好但因民族问题解体

南斯拉夫从1950年起推行企业劳动者自治、社会所有制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放弃国家所有和国家计划,这对斯大林集中制模式的公有制是一种较大程度上的改变。其具体内容为,扩大企业生产计划、工资分配、再生产基金支配等自主权,把原来由国家掌握的社会基金转归银行管理;减少税收,让企业拥有更多的自有资金;取消最高限价,价格由供求机制决定;调整关税政策,降低关税率,放宽进口的限制,减少关税保护,允许企业独立经营外贸;扩大市场机制,发展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1966年将原来指令性年计划改为实行指导性的中期和长期社会计划,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预测和引导作用,国家计划与企业的供产销完全脱钩。

南斯拉夫市场化改革还是很有成效。到1992年南斯拉夫解体前,南斯拉夫家庭早已普及了家用电器,汽车普及率高达37%。1990年南斯拉夫人均GDP高达3600美元,是中国的11倍以上。其中,经济发达的斯洛文尼亚人均GDP高达7600美元,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即便是加盟共和国中欠发达的马其顿,人均GDP也在2400美元以上。然而,南斯拉夫位于巴尔干半岛西部,拥有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黑山人、马其顿人、穆斯林人等20多个民族,在文化、宗教、语言和习惯上存在显著差异,导致了他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认同度较低。历史上,南斯拉夫王国时期,塞族统治者奉行“大塞尔维亚主义”,对其他民族实行排挤压迫策略,使得各民族间关系紧张,国家凝聚力不强。1992年4月27日,南斯拉夫联邦彻底解体。其教训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既要毫不犹豫地向市场化方向推进,坚决改革计划行政管制,以企业为主体、放开市场调节和鼓励合作竞争,国家和政府一定要保护产权和依法行政,从而放活经济,提高效率、增加产出和富裕人民,又要在改革的过程中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统一。

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的效果次之

匈牙利自1968年开始实行新经济体制,取消了中央下达指令性计划的办法,改由企业自己制定计划;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在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充分运用商品货币关系,用贸易制度代替由中央统一调配生产资料的制度和官方分配产品的办法;宏观经济过程的管理权掌握在国家的中央机构手中,微观过程的管理权则保持在经营机构一级。

匈牙利的经济体制对经济的恢复起了一定的作用,1990年时,其人均GDP虽然比南斯拉夫低,但也达到了3230美元。1987年7月的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在《改革的教训》一文评价匈牙利的经济体制改革时认为,改革既不按市场规律办事,又不按计划行事。但政府感觉良好,1973年3月,匈亚利党的十一大提出了“为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和过渡到共产主义建设创造条件”的目标和任务。政府为了保持在国民中的良好印象,大举借债,到1987年,外债超过了200亿美元,人均负债2000美元,居东欧各国的首位。经济的停滞也导致国人的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民怨四起。

效果最差的是留恋计划的罗马尼亚修补式改革

罗马尼亚在改革方面,比较重视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计划体制基本保留,对企业放权很少,改革主要是体制上的一些小的修修补补。虽然从1967年开始,罗马尼亚采取了完善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的一系列措施,在农业部门推行总承包责任制,后在国民经济其他各部门普遍推广联产计酬总承包制,对企业职工实行分红制,把小商店承包给职工,但是罗马尼亚不愿意触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和所有制结构。当时的领导人认为,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向资本主义倒退。

因此,罗马尼亚这种在坚持计划经济基本不动的体制改革,效果最差,问题最为严重。到1990年罗马尼亚人均GDP仅约1700美元,通货膨胀超过50%,在损害农业发展的情况下发展工业,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供给极度短缺,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国民经济几乎陷入绝境。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如为了拿出更多的农副产品出口,借以还清100多亿美元外债,规定城市居民每人每年的粮食定量折合150公斤小麦和30公斤玉米,农村每人每天只有300克面包;鸡蛋奶制品与鸡蛋的供应量出现了显著下滑,人们一度只能排队购买,至于肉制品在市场上近乎绝迹;冰箱、彩电、小汽车等工业耐用品,有的只能预约登记购买,有的根本在国内市场上买不到;民用煤气、电力和燃油等供应不足,给居民居住、学校和医院供暖不足,灶用和照明时有时断,出行的公共交通也受到影响。

进入80年代以后,罗马尼亚颁布《实行粮食配给制的法令》,至于以,。罗马尼亚冬季严寒,给民众生活带来了很大麻烦。医院病房、产房、手术室因得不到适当温度,一度无法进行正常的医疗手术。燃料短缺使得公共交通受到了极大影响,老人、孩子遭遇冻伤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

最终前苏联和东欧诸国走上瞬时转轨改革之路

上述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在主观方面的失误和客观方面的阻力及不利环境,及其改革在实践方面的失败,促使波罗的海三加盟共和国1990年独立,并且引发了1991年末的苏联解体。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联改革失利也使后来的俄罗斯、苏联分离出的加盟共和国和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渐近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已经深感无望,纷纷走上了向市场调节经济体制和私有化瞬时转轨的改革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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