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金报 吴娟娟
日前，南非最大资产管理机构Ninety One创始人、CEO Hendrik du Toit在接受中国基金报独家专访时表示，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很多出色的公司。Ninety One将维持中国投资能力，并谋求与中国机构的合作。
谈及中国香港，他表示，不认同唱空香港的观点，“香港令人激动的地方在于人才以及它触达内地人才的机会，这一点被世界低估和误解”。
资料显示，Ninety One为南非最大的资产管理机构，截至2024年3月31日，其资产管理规模为1260亿英镑（折合11349.85亿元人民币）。Ninety One在中国香港设有办事处，旗下拥有投资中国的策略。
以下是记者与Hendrik du Toit的采访摘录：
中国基金报：美国的通胀似乎比预期中更顽固，这对于美国市场和新兴市场分别意味着什么？
Hendrik du Toit：我们一直是“通胀维持在较长时间、维持在较高水平”这一阵营的，3月的数据证明了这一点，通胀“易生不易灭”。此外，关税和供应链相关的问题对通胀只有坏处没有好处。经济强劲增长，高利率环境可能将在较高水平停留更长时间。2020年，彭博社调研的经济学家一致认为，2023年美联储会降息多次，但他们都错了。
人们需要建立一个稳健的投资组合。当美国从全球投资者手中吸走资金时，他们能生存下来。一旦这样的情况发生，资金可能不愿意投向风险较高的领域，这对新兴市场和负债较高的企业以及含杠杆结构的产品会产生影响，新兴市场的投资者会经历痛苦。我不确定这对世界各地的增长动力会产生什么影响，但相对确定的是，资金会更加谨慎。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应该选择高质量的股票。固定收益方面，投资者应该把握更高收益的机会。
中国基金报：你提到经济学家对美联储降息节奏的预测都错了，为何大家都错了？
Hendrik du Toit：人人都相信美联储会基于数据做判断。数据显示的是，通胀显著下降。因此，他们预计美联储很快会进入降息通道。
我们从主要决策者的动机来看，美联储历史上有两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人物：一是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他比人们预期的更严格、更坚决。他成功将美国的通货膨胀率降低，并为后面黄金年代的增长奠定了基础。二是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作为美联储主席，他过早地宣布战胜通货膨胀，并采取降息措施，导致后面数年的通货膨胀。随后，问题被扔给了沃尔克。
眼下，鲍威尔（Jerome Powell）可能并不想成为阿瑟·伯恩斯。这是他在美联储的第二个任期，他想要留下一个好的名声，因此，他将倾向于谨慎行事。
中国基金报：美股市场的风险在哪里？
Hendrik du Toit：我不像许多评论员那样悲观。他们基于市盈率判断，认为美股太贵。但是，美国也有很多定价合理甚至便宜的资产。在全球范围内，虽然并非所有地方的经济都在蓬勃发展，但是，仍然有很多定价合理的资产。我们不是生活在1999年，那时极端泡沫正在形成。如今，虽然部分行业或子行业指数很贵，在美国市场或其他市场，现在要看的是定价合理的资产。这是一个主动管理大有可为的年代。
市场尝试对人工智能的潜力给出定价。这里没有统一的方法论，我们可能高估人工智能的潜力。如果人工智能相关公司的发展承诺未兑现，价格会大幅下跌。即便潜力兑现或超出预期，价格也不一定会大幅上涨。
人工智能驱动了美股市场的行情。没有人能预测到人工智能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普及。我去年6月份曾拜访OpenAI。那时，OpenAI刚刚为大众知晓，ChatGPT刚刚开始流行。OpenAI的人说，他们也不知道开放几个月后，就会吸引1亿用户。如果公司内部的人都不知道，外部分析师又怎么可能知道呢？
因为人们对人工智能抱有异乎寻常的热情，所以，美股七巨头获得意外惊喜。但是，市场运行到现在，很多公司的上行潜力已经被定价。而事情的另一面是，需求不足的情况没有被纳入考虑。因此，风险不对称。美国方面，经济其他领域有很多质地不错、估值合理的公司。当然，那些将成为技术趋势受害者的领域除外。
中国基金报：如果美股的走势由异乎寻常的人工智能热情驱动，那么，后续美国市场会更加多元化吗？
Hendrik du Toit：基于我35年的投资经验，我预计市场会变得更分散。
尽管如此，但我并不认为非美国包括中国的股票一夜之间会估值修复。投资者将开始寻找价值，资本将在世界各地或美国的不同行业间流动。然而，现在市场有更多的指数参与，行情从高度集中走向分散化的过程将被推迟。此外，量化或人工智能驱动的投资模型也将推迟这一过程。
“美股七雄”（指英伟达、微软、谷歌母公司、苹果、亚马逊、特斯拉、Meta）并没有问题。例如，英伟达毫无疑问会保持行业领先定位。但如果没有新增资金入场，它们就无法维持现有估值。当利率维持在较高水平时，资金就会变得稀缺。当长期利率为5%时，买未来、等待就会产生高昂的成本，现金流将变得有吸引力。长期以来，估值低并持续向投资者分配股息红利的公司在逻辑上变得更有吸引力。
中国基金报：资金成本高企时，人们追寻确定性。有人认为，这正是支持“美股七雄”的观点，因为它们代表了确定性。与2000年左右的“科网泡沫”不同，他们并没有卖给你们梦想。
Hendrik du Toit：确实，它们不是在卖梦想，我不反对这七巨头。不过，如果它们让人失望，那么，它们的盈利将受挫。一旦外部资本发生变化，股票价格会受到影响。人们愿意支付的估值可能会受到资本成本的影响，而资本成本并不完全由公司决定。
“AI热情”被投射在这些企业之上，但很多企业还没有将这些热情变现。如果它们的变现情况不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成功，那么，问题就出现了。
“美股七雄”面临的风险是一个边际问题。我不是典型的价值投资者，并不认为低估值是唯一王道。我不认为“美股七雄”的股价都是泡沫，它们的定价可能获得边际改变。在美国其他行业或者世界其他地方股票获得盈利增长的前提下，更广泛的机会变得更具吸引力。当高度集中的行情难以维系时，人们会去追逐更为广泛的机会。
中国基金报：你建议投资者关注不受欢迎的资产，具体指什么？
Hendrik du Toit：例如，当市场过度关注大型市值公司时，中小型公司会被忽视。再如，很多不受关注的市场或者国家的主权和公司债务信用质量出众。相形之下，在像美国这样备受关注的市场中，系统中存在很多杠杆。随着利率上升和杠杆成本增加，风险也在上升。
需要强调的是，一方面，资金流入美国是合乎逻辑的，投资者对美元资产的市场偏好并不荒谬；另一方面，当美国的利率下降并且美元走软时，其他资产将开始变得更具吸引力。
对于投资者而言，在降息之前就应该投资于非美资产，而不是等到降息之后。那时，市场已经重新定价，投资者将不得不支付更高的价格。事实是，眼下资金正在朝着同一方向流动，并显示出寻求多样化的迹象。
更广泛地说，世界越来越多级化。在此前提下，以单一资产和单一产品来应对这一局面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
例如，在商品世界，星巴克这样的全球连锁品牌面临挑战，仅仅提供标准产品已经不够了，消费者希望获得能满足他们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这为拥有地区特色的企业带来了机遇。
作为资产管理机构，不同地区的投资者对市场行为和风险的假设迥异，他们对投资产品和解决方案的要求也存在较大区别。一方面，多元化的世界给了资产管理者选择，我们可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寻找高质量企业；另一方面，在多元化的世界中，我们也需要为投资者提供多元、个性化的投资方案。
中国基金报：请谈谈你们的中国策略。
Hendrik du Toit：我们业务的60%是在新兴市场，40%是在发达市场，资产类别涵盖全球股票、新兴市场股票以及债务和信用。我们管理的全面中国股票策略（英文为“All China Strategy”，这一策略投资范围包含在岸和离岸中国股票）运营了多年。这个策略相关投研人士常驻香港，他们很多是内地人，对内地市场有深入的理解。
近年来，中国资产面临挑战，全球投资者对中国资产的需求尚待恢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保留了中国投资能力。因为，中国将产生众多优秀的企业，它们会成为所在领域的赢家。
我们谋求与中国的大型机构合作，例如，与致力于将专业策略销售给客户的金融机构合作。疫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节奏，但是，我们的工作已全面恢复。未来一年，我们会有更多与中国机构的合作消息发布。
作为总部位于南非的机构，我们在非洲有强大的网络，我们可以在非洲大陆与对该地区感兴趣的中国机构合作。零售投资者可能并不急切地需要这样的机会，但是，机构需要多元化的机会。
中国基金报：你谈到全球投资者恢复增加中国布局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此过程中，你如何在成本可控的前提下建设中国投资能力？
Hendrik du Toit：首先，我们有大量资金投资于中国。这些资金通过新兴市场策略或者专门的中国策略布局中国，合计金额超过100亿美元。我们拥有实力雄厚的团队，但是，我们也没有过度扩张。重要的是，作为长期投资者，我们希望保持在中国的投资能力，因为我们不能忽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它将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为何要保留对中国的投资能力？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扮演重要角色。尽管地缘政策等方面噪音不断，但是，全球大型企业的供应链无法脱离中国。本次中国之行，我们与在华展业的企业进行交流。这些来自西方的全球企业在中国展业，企业运营良好，他们不愿意与中国剥离。不仅如此，他们正在增加在华的投资。
此外，要应对气候等全球性问题，我们必须依靠包括中国在内的全部力量。尽管不同国家政治上存在分歧，但是，我们必须协力关注人民的繁荣。清洁技术应该以尽可能低的价格推广至全世界，包括非洲大陆，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还不那么富裕，如果他们能使用便宜的太阳能、风能、电池就好了。
中国基金报：目前，客户对中国市场的关注点在哪里？
Hendrik du Toit：客户主要关注两件事：
首先，地缘政治。机构投资者尤其关注地缘政治，他们通常行事谨慎并时常受到政治压力，因为他们需要去国会或类似的政府职能部门解释投资决策。
其次，政策。金融机构在分析政策影响上面临挑战。他们的训练关乎金融分析和风险管理，对政策分析并不在行。一旦遇到不熟悉的变量，他们通常会选择对资产进行折价。中国监管机构在致力于创造政策确定性，他们改善了与市场主体的沟通方式。我对此感到乐观。
中国基金报：过去几年，香港市场面临挑战。你如何看待香港市场的前景？
Hendrik du Toit：我并不认同那些唱空香港的观点。香港令人激动的地方在于人才以及它触达内地人才的机会，这一点被世界低估和误解。港府在大力推动家族办公室发展。香港拥有4万亿美元的财富管理和资产管理规模。一旦动物精神（英文为“animal spirit”）被释放，香港的能量将释放。
现在，环境已经大为改观，疫情结束了，环境更加平静。至于全球投资者何时回归香港，这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中国经济前景，二是时间。投资者需要一点时间，不过，我已经看到了投资者回归的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