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春启
清明时节，人们很自然会联想起北宋画家张择端的那幅《清明上河图》。对于《清明上河图》的“清明”，曾有不同的解释，比较权威的说法就是指清明节。《清明上河图》反映的是宋朝清明时节汴河之畔的热闹景象。
清明“上河”，是从古代上巳节演变而来，北京人也曾经有清明上河的风俗。
明代《出警入跸图》（局部）中高梁桥一带的风景
清末高梁桥和倚虹堂
宋人上河“若今之上冢”
最先指出《清明上河图》画的就是清明节的，是明代被称为“高才绝识”“文章领袖”的大学者李东阳。
李东阳（1447-1516），八岁时以神童入顺天府学，天顺六年（1462）十五岁中举，天顺八年十七岁举二甲进士第一，授庶吉士，官编修，累迁侍讲学士，充东宫讲官，弘治八年（1495）以礼部右侍郎、侍读学士入直文渊阁，后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死后赠太师，谥文正。
《清明上河图》一度为李东阳所收藏。明弘治十二年（1499），中书舍人徐文灿奉他祖父——已退休的四朝宰相徐溥之命，将《清明上河图》送至李东阳家中。因为这幅画上有李东阳族祖父云阳先生的题跋。李东阳收到这幅画后，写了一篇《清明上河图后记》。开篇首句写道：“右《清明上河图》一卷，宋翰林画史东武张择端所作。上河云者，盖其时俗所尚，若今之上冢然，故其盛如此也。”所谓“上冢”，亦即扫墓上坟，这时间自然是在清明节。
李东阳从小生活在北京，熟悉北京人的习俗，说宋人清明上河“若今之上冢然”，也就是说清明上坟扫墓，也是明代的北京人的风俗。
上冢扫墓由来已久
中国人以孝为先，讲究“慎终追远”，一年之内要扫墓两次：一次在寒食节，一次寒衣节。寒食节在清明节气的前一两天，寒衣节在入冬的第一天即十月初一。寒食节送食物，寒衣节送冬衣，这种习俗由来已久。
《旧唐书·玄宗本纪》里有“寒食上墓，宜编入五礼，永为恒式”的记载。五礼，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扫墓祭祀属于吉礼。寒食节扫墓不会是始于唐，因为皇帝发了话，寒食节放假让官员扫墓便成为“法律规定”。宋代大诗人苏轼在《寒食雨》的诗中写道：“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乌衔纸”，在另一首诗中作“乌鸦衔肉纸飞灰”，是扫墓形成的一景。当时诗人被贬谪到今湖北黄州，想为四川眉州老家的亲人扫墓却无法做到，心中无限沉重。
关于寒食节，有一种说法是，为纪念晋国的介子推而设的。传说春秋时介子推护从晋国公子重耳出逃，重耳回国后当上国君，是为晋文公。介子推拒绝封赏，退隐山林。晋文公为迫使他出山放了一把火，结果把介子推和他的母亲烧死在绵山。晋文公后悔不已，下令每年禁火三天以纪念介子推。
寒食节禁火其实源于周代，要早于介子推。《周礼·司烜氏》：“仲春，以木铎脩火禁于国中。”意思是仲春时节，有官员在城中摇着铃铛警告：禁止点火。
而上坟扫墓，一说起源于古代的高禖祭祀。《礼记·月令》说，仲春之月“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亲往。”有学者认为，禖，古音通“母”，高禖就是“高母”。远古是母系氏族制社会，人只知其母，所以高禖即代表祖先。
清明节身兼三任
既然说寒食上坟扫墓，为何扫墓又成了清明节的活动？这是因为寒食节与清明节相隔太近。古代的寒食节，定在冬至后的一百零五天，所以寒食节又有“一百五”之代称。南北朝时期，宗懔所著的《荆楚岁时记》中说，冬至后一百五日，谓之寒食，禁火三日。按照旧历法推算，这一天有时是清明前一天，有时是前两天。于是，“禁火三日”就和清明合而为一了。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寒食野望吟》诗可以作为证明：“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垒垒春草绿。”
北京地区寒食扫墓，至少可以追溯到金朝。金明昌元年（1190）二月，章宗完颜璟“谕有司：寒食给假五日，著于令”。每到寒食节这天，完颜璟要到大房山给他父亲扫墓。这恐怕是遵从了汉人的风俗。
元代人写的《析津志·岁纪》中有这样的诗句：“三月京师寒食早，……桃花和饭清明到，追远松楸和泪扫。”追远即怀念逝去的亲人；松楸是坟墓周围的树木，这里是坟墓的代称。桃花饭，有的诗文里写为桃花粥，是寒食节的食品，并非是用桃花煮成的饭，只不过是颜色如桃花而已。苏轼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介绍过桃花饭的做法：做饭熟之后，放在“梅红纸”上，待纸浸湿后把纸拿掉，把饭搅匀，使饭的颜色呈红白相间，好像有桃花混在其中。
《帝京景物略》中生动地记载了明代北京人的扫墓活动：“清明日，男女扫墓，担提樽榼，轿马后挂楮锭，粲粲然满道也”——道路上尽是携带着酒和食物以及纸钱去上坟扫墓的人。到了坟地，“拜者，酹者，哭者，为墓除草添土者”，然后焚烧楮锭，“以纸钱置坟顶头”。这个风俗沿袭至今。为什么烧完纸钱之后，还要再压一些在坟头上？“望中无纸钱，则孤坟也”——坟头上的纸钱，是为了向世人宣告：逝者后继有人。
清明节不单与寒食节相近，还与另一个节日——上巳节接近。于是清明节便一身而兼三任了，也就有了“清明上河”之说。
上巳节，是古代的一个节日，据说初置始于周公，定在夏历三月的第一个巳日。这一天，人们结伴去水边沐浴，“洗濯祓除，去宿垢疢（音趁，病的意思——注），为大絜”（据《后汉书·礼仪志》）。“为大絜”，可以理解为“彻底干净一下”，洗掉身上污垢同时也祛除不祥、预防疾病。《周礼·春官·女巫》：“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这也就是《论语》中孔子说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三月第一个巳日可能在三月初一，也可能在三月初九，记起来有些麻烦。魏晋以后，便将上巳节定在三月初三。晋代王羲之的《兰亭序》，记载的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暮春之初，就是三月初。
北方的三月三，天气乍暖还寒，下水洗浴为时尚早，但到水边坐一坐、玩一玩还是可以的。所以无论文人骚客还是男女老少，过上巳节要到水边。王羲之们就在这一天来到兰亭，因为这里不仅有茂林修竹，更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杜甫诗《丽人行》中首句，“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描绘浓妆艳抹的美女们纷纷到水边游玩。宋代欧阳修的《采桑子·清明上巳西湖好》，更是为上巳临水提供了有力证明：“清明上巳西湖好，满目繁华。争道谁家，绿柳朱轮走钿车。游人日暮相将去，醒醉喧哗。路转堤斜。直到城头总是花。”
元代的大都人要在三月三这天到水边“脱贫”。据《析津志》记载：“是月三日，（大）都城风俗，谓此日可脱贫穷者，竞以菽黍秸纽作圆圈，自以此套其首自足，掷于水中，云脱穷已讫。”最热闹的地方是积水潭沿岸：“若海子上，车马杂沓，绣毂金鞍，珠玉璀璨”。
上巳节，其实就是踏青节、游春节。因为与清明重合，所以“上巳节”的叫法也渐被清明节所取代。
明代北京人清明也上河
宋代东京人清明上汴河，明代北京人清明上高梁河。高梁河，发源于平地泉（今紫竹园湖），东流经西直门外高梁桥，至德胜门水关流入京城。
明代袁宏道著的《瓶花斋集》说，“高梁桥……京师最胜地也。两水夹堤，垂柳十余里。流急而清，鱼之沉水底者鳞鬣皆见。精蓝（即庙宇）棋置，丹楼珠塔，窈窕绿树中”。高梁桥一带，不但自然景色优美，掩映在绿树之中的还有星罗棋布的酒肆饭馆、楼台别墅、道观庙宇。
另据《帝京景物略》记载，每到清明之日，高梁桥下“游人以万计，簇地三四里”。不但景色远远胜过汴河两岸，游人也比宋代《上河图》上多得多了。“都人踏青高梁桥，舆者则褰，骑者则驰，蹇驱徒步，既有挈携，至则棚席幕青，毡地藉草”。用今天的白话说就是：清明节这天，北京人有乘车的，有骑马的，有步行的，带着老婆孩子来到高梁河畔。有的支起帐篷，有的席地而坐。
袁宏道在《游高梁桥》诗中写道：“花时晴色釀芳原，出郭犹如出槛猿。”出城踏青的人，竟然像出笼的猴子一样。他游了一次没尽兴，又来了一次，写下了一首《暮春复游高梁桥》：“随荫即开席，酒倾若洪波。归路及严更，门尉稍谯呵。”树荫之下到处是开怀畅饮的人，天都黑了，他们还流连忘返，以致城门不能按时关闭，守城的军士都有些抱怨了。
这里为什么如此吸引人呢？因为不仅景色宜人，还有各种可观看的表演：“扒竿、觔头、倒喇、筒子、马弹解数、烟火水嬉”。其中的“扒竿、觔头”是杂技；“倒喇”是蒙古语“唱”的意思——艺人“掐拨数唱”，即自己伴奏自己说唱，其中有插科打诨，还“鸣哀如诉”，演绎着不同的动人故事；“筒子”是变戏法，亦即中国传统魔术；马弹解数是马术和弹弓术。天色暗下来以后，还有放烟火的：鱼、鳖、鸥、鸭子等形状的灯亮着浮出溪水，“屡出则爆……烟焰满溪焉”。
崇祯年间的国子生朱茂昞，在《清明日过高梁桥》一诗中写道：“看场压处掉都卢，走马跳丸何事无？哪得丹青寻好手，清明别写上河图。”（见《宸垣识略》）
进入清朝，高梁河畔的风水宝地逐渐被王公贵族占据，先后建起了乐善园、继园。乐善园是康亲王杰书的私人园林，继园是康熙第三子允祉的花园。乾隆年间，弘历的母亲孝圣皇太后曾居住在畅春园，乾隆要到畅春园向母亲问安，经常乘舟往返于长河之上。乾隆十二年（1747），弘历重修已荒废的乐善园和继园，使之成为皇家行宫。乾隆十六年，弘历又在高梁桥之北修建了倚虹堂，作为小憩之所。直到清末，倚虹堂仍是御用码头，慈禧太后在此小憩后登船去颐和园。高梁河于是成为皇家禁地，清朝的北京百姓再想像明代那样在高梁河畔游春、玩乐便不可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