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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禅诗的观世三境

媒体滚动 2024.03.30 02:35

转自:团结报

□ 马怡茗

苏轼身处禅宗盛行的北宋时期,“妇人孺子扺掌嬉笑,争谈禅悦”,文人士大夫更是崇慕此风。苏轼爱禅,诗歌亦受启于禅,可谓“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在对诗情画意的观照中,寻得物道合一的禅境,在文学与禅学上皆有很大建树。苏东坡悟禅,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学习其对世界的观照方式。在面对自然万物、人生百态,乃至生死问题时,苏轼以禅宗的智慧去思考与感悟,逐渐窥见生活的本真,以悠然自若的心态面对万事万物。

观自然:“物外观之,不局于内,见本面目”

观世的第一层,便是对自然万象等人们所能够感知的外在客观事物,乃至所有物相的观照。自然万物姿态万千,令人眼花缭乱,人们常常身处其中,并为其表象所迷惑,最终竟难以见其本来面目。观自然,如何“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成为难题。

苏轼在《题西林壁》中对此作出回应。“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山内观山”是狭窄的,人们身处庐山内部时,因为视野受到限制,便将自己所见到的局部视为物相的全部,于是只能得到片面的见识,这就是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也就是“见山不是山”的原因。若要认识庐山之本相,便需要识破表象,找寻本质。故而在下联中,苏轼提供了跳出局限的方式:即“山外观山”,以宏观的、旁观的姿态统摄整体,以打开视野,收尽庐山之景,看到自然的本真。禅宗常以观自然万物类比观世间万象,推及生活中,人们身处事物的内部、事件的中心时,也往往会被其间的种种“妄见”所迷惑,以至难以见到其本真面目。故而“山外观山”之法,其一要保持本心的澄澈;其二要立足更加高远的格局,不为眼前的微小事物所困,便能以客观审视自身的处境。

如果说《题西林壁》是从空间维度观自然,那么《定风波》则着眼于时间维度。“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穿林打叶”“料峭春风”等风雨天气虽带来道路泥泞、打湿衣物等困扰,但往往不可避免,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于是,苏轼变换思路,不以自身主观身体上所受到的束缚为感觉中心,而是以开阔心境主动接受风雨洗礼,反而收获了吟啸山林、竹杖芒鞋的独特乐趣与山头斜照的难得风景。

《定风波》是苏轼最具盛名的作品之一,其间禅意亦丰富多解,试释之以三层次。其一,俗见中对“风雨”的负面态度实际源于人的主观感官感受。以“山外”视角观之,“风雨”可净天气、润万物。可见好与坏的评价,皆是因为视野的狭隘与主观的偏见。其二,“风雨”虽对人有所束缚,但并非永恒,在一定时间后便会被晴天接续。因而人们不必因为眼前的困境过分忧虑,执着于如何破除不如随遇而安。其三,“风雨”与“晴”,所对应的忧与喜,实际皆是外物。它们其实只作用于感官,是表面的、是“障碍相”。如《金刚经》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百步洪》中云:“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觉一念逾新罗。纷纷争夺醉梦里,岂信荆棘埋驼。觉来俯仰失千劫,回视此水殊委蛇。”“荆棘埋铜驼”典出《晋书·索靖传》:“(靖)知天下将乱,指洛阳宫门铜驼,叹曰:‘会见汝在荆棘中耳。’”其意指世人往往一生纠缠于纷扰世事,却不知世事的变化与流逝比百步洪的流水还要迅疾,于是终生不能够豁达解脱。这也是从时间的角度启迪人们要跳出事物内部,“山外观山”。

观人生:“心静无染,红尘纷扰,不为所动”

苏轼以禅观自然,打开了自身“应物”的格局与眼界,也逐渐学习着认识自己真心的方法。这些源自身外之物的启迪,最终还是为了在观照自己的眼前生活与整个人生时做到“随性自适”。《和子由渑池怀旧》中写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人生本是充满着偶然性与艰巨性的,过分执着于失去,那么生活将充满痛苦。苏轼的人生经历十分波折,发妻的早亡、乌台诗案的严苛断案与多次远贬、章惇等旧友的残酷背叛,这些沉重的打击却往往都是个人难以预料与掌控的。当面对宛如被命运捉弄般的经历时,苏轼以“雁过长空”告慰自己,决心不苛求永恒与圆满,而是随遇而安,不为过去的缺憾记怀,亦不忧虑未来。

当然,“随性自适”只是一种理想境界。苏轼在《胜相院经藏记》中反思自己困于“口业”:“如人善博,日胜日贫,自云是巧,不知是业。”这种挣扎的状态,皆因心不够洁净。鸠摩罗什注《维摩诘经》曰:“心本清净无有尘垢,尘垢事会而生,于心为客尘也。”人的本心被外界尘世的烦恼堆积所遮蔽,这些名为“客尘”的障碍附在心上,使得观照世界的不再是自己的心,而是“客尘”了。因此,若想以清净自由之态“观人生”,心之“无垢”便是要义。苏轼在《观台》中引用了“童子戏瓦”的典故:“须防童子戏,投瓦犯清冷。”此典故出自《楞严经》,是讲月光菩萨修习水观时,需要心无二志、念力合一,专注于水。一次修行时,一个童子将一片瓦投向水中,这使得月光菩萨在出定后觉得心痛不已。菩萨的“心痛”,是因为那一潭水便是他的心,而当瓦片,即外界的“尘垢”破入水中时,其内心的平静便被打破。

与之相对的,如果一个人的真心能够永恒地自持纯净,内心恬静不为外物所动,一切纷扰变幻皆淡然接纳,那么他在“观人生”中便达到了真正的自由。苏轼在度过了流放儋州的七年后,最终便获得了这样的豁达,他在《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中总结过去的起落人生:“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贬谪海南的凄苦经历被他幽默地转化为一场毕生难得的远游机会,苏轼已经做到了从容达观地面对苦难。

《维摩诘经·弟子品》云:“心垢故众生垢,心净故众生净……妄想是垢,无妄想是净,颠倒是垢无颠倒是净。取我是垢,不取我是净。”许多人将自己参禅的失败归结于外界污垢的侵染诱惑,以为归隐山林便可了悟道理,殊不知其错误的根源在于自己并不能停止内心的纷扰不安。苏轼在《陆莲庵》中引用“火中莲”的典故说明的即是此理。“何妨红粉唱迎仙,来伴山僧到处禅。陆地生花安足怪,而今更有火中莲。”红粉歌吟并不影响参禅,“禅”本就在大千世界与俗世种种中。《维摩诘经·佛道品》云:“火中生莲华,是可谓希有。在欲而行禅,希有亦如是。”逃避并不能使人真正悟道,唯有历经了烦恼与诱惑后的释怀与超脱,才能心外无物,达到“无缚”境界。

苏轼“观人生”的达观态度更是一种温暖的力量。《定风波》中便写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他并不想要放弃所有尘世的纠葛,而是主张珍惜所拥有的牵绊,来自生活苦难的磨砺与收获亦是使得自己“心安”的力量所在。正如《六祖坛经》所云:“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所以佛言,随所住处恒安乐。”经历坎坷后,苏轼开始以“二分”的态度面对人生。对于“尘垢”的部分,他轻描淡写地拂去,甚至予以宽容与体谅,使得它们全然失去了破坏力;而那些真挚的情谊与难能可贵的阅历,他愈加珍视,并转化为生活的动力。“动情而不困于情”,这便是苏轼“观人生”的基本态度,也是他能够“尚有此身,付与造物,听其流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的原因。

观生死:“人生如梦,生死如一,万事皆空”

当苏轼已经能够以达观的眼光看待人生后,便只面临着最后一层“迷障”,即宇宙的终极问题:生老病死。《维摩诘经》常说“是身如泡”“是身如幻”“是身如电”“是身如梦”,外界的自然空间与大千世界都是因缘和合而成,人生亦如过眼云烟,何谓存在、何谓消亡,“一念清净”后,生死也未有分别。在了悟这一点后,身病与心病的痛苦便只像是蒲团上的灰尘,轻轻掸去即可。苏轼作《梦斋铭并叙》云:“世人之心,依尘而有,未尝独立也。尘之生灭,无一念住。梦觉之间,尘尘相授。数传之后,失其本矣。则以为形神不接,岂非因乎?”“尘尘相授”困扰着世人的一生,但生命本身的产生与消散也不过是一念之间的事情,就如同人游梦中,觉来即是空空。

人生如梦,是苏轼最常发的感慨。他在《浣溪沙·忆旧》中叹息过往情谊:“聚散交游如梦寐,升沉闲事莫思量”,人生转瞬间,即见老友故去,政敌也垂垂老矣,再多复杂深刻的情感终归随着时间消散如梦;《行香子·述怀》中反思追逐功名所耗损的精力与时间:“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名利之所得往往苦费多年,失去却很快,他以名利的空幻影射的是整个生命的虚无性。《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人生就是这样一个短暂而虚无的历程。“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临江仙·送钱穆父》)。俗士或豪杰、所得与所失,皆以生为起始,死为终结,生前再大的分别,归结来都是一场空,如梦中的泡影。而再论生死,二者孰是真实,孰是虚幻,孰是梦幻,孰是清醒,竟难以作答。因而苏轼在悼念朝云时,已不再怀着追忆王弗时“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悲戚,而是叹惋着:“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西江月·梅花》)自己与朝云的生死相隔,只是二人不再处于同一场梦中;而“晓云空”的结局,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终点。过去曾“同梦”,未来将“同归”,故不必太悲。

“空”是禅宗追求的最高境界。《杂阿含经》云:“尔时,世尊为诸大众说随顺空法。”“无”是世界的本质,有无相生,无即是有,有即是无,世间一切皆是“空”。《西江月》中道:“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缘聚缘散本就是自然的生与灭,生命的逝去更不可执追。当然,禅宗所追求的并非消极弃世,而是以空观人,以能够洒脱地面对得失,避免对尘世的过度执念,最终豁达于生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海南时苏轼面对“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屋,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六无”艰难处境,却全然不以为困,实现了庄子所说的“逍遥”,获得了生命的最高智慧与心灵的真正自由。

结语

苏轼的禅宗并非一种虚无的人生观,对人世的热爱是其参禅的本心。他的禅诗也非枯燥说理,而是充满着风趣的活力与内心的温暖。正因如此,苏轼的禅思才成为一种温暖的力量,使得他在坎坷起落的人生道路与对大千世界的观照中,逐渐实现了生命的内在超越。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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