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医学界网站
节庆期间，有不少人会大吃大喝，胡吃海塞。这些情况引起的腹痛原因多样化，如急性胰腺炎、急性胆囊炎等。有一种腹痛腹泻，不应该被忽略。近期笔者在基层接诊的腹痛、腹泻患者中，有部分患者被确诊为肠易激综合征。
研究发现，亚洲较西方人更容易出现IBS。消化不良是IBS常见的症状之一，目前已有报道，消化不良在中国、印度及韩国中，出现率分别为：25.0%-64.0%、58.0%、14.0%[1]。我国将IBS分为4种类型：腹泻型、便秘型、混合型及未定型[2]。IBS甚至被部分学者定义为：便秘或腹泻占主导地位的肠道模式，而不是以大便频率作为定义IBS的标准[1]。
IBS在亚洲较为常见。女性IBS患病率明显高于男性，该病在18-59岁中青年群体中发病率更高。年龄≥60岁的人群，发病率较18-59岁人群有所下降[2]。
国际中超过一半专家认为腹胀是IBS最常见的症状，其次为腹痛。腹胀在我国发生率较高[2]。除去消化系统症状外，IBS患者可能还会伴随有其他症状，如：嗜睡、头痛、背痛、夜尿、频繁和紧急排尿，女性还有月经紊乱和性交困难[3]。尽管对诊断支持意义不大，但可能会掩盖IBS消化系统本身症状，造成诊断和治疗困难。
这些可能伴随的症状无疑也指出，IBS与心理因素有着一定程度的关联。相对于一般人，IBS患者生活质量甚至比有器质性疾病的患者更低，IBS患者比一般人群更容易患上焦虑和抑郁症[4]。
IBS发病机制涉及多种因素，这些因素共同影响机体，并形成最终的肠-脑互动。外周因素主要表现为动力异常，内脏高敏感，黏膜通透性增加，肠道免疫激活，肠道微生态紊乱，中枢神经系统对外周传入信号的处理存在异常，外周与中枢因素相互作用、相互联系[2]。
IBS的主要致病因素包括胃肠道运动异常、内脏超敏、胃肠道感染（包括细菌、真菌、原虫以及病毒等）、肠黏膜免疫功能受损和中枢神经系统失调。肠道微生物群改变的神经元、内分泌和免疫机制参与肠-脑相互作用的调节[3,5,6]。
不同国家及种族之间的群体排便方式不同。一般来说，正常排便习惯的便频从每周3次到每天3次不等。在亚洲大多数国家，正常肠道频率差异很大。例如，正常的大便频率在我国是每天一次，在伊朗人每天两次。而IBS腹泻或者便秘患者的大便频率中位数为每天两次。因此单纯以大便次数来定义IBS有较大不合理性[1]。
我国共识诊断建议也不以大便次数为标准：
在反复发作的腹胀、腹痛及腹部不适基础上，具有以下条件：
1）与排便有一定关联；
2）排便频率与日常频率有较大改变；
3）伴有粪便性状或外观改变，诊断前症状出现至少6个月。近3个月符合以上诊断标准[2]。
其次还可结合罗马标准（表1）增加对IBS诊出率。甚至罗马III将腹痛和腹部不适列为IBS的必备条件[2]，且罗马标准对诊断IBS具有积极的意义[6]。
表1 罗马标准与诊断IBS[4]
鉴别中仍需注意这些高风险群体，积极地进行筛查：
年龄大于40岁、便血、粪便隐血试验阳性、夜间排便、贫血、腹部包块、腹水、发热、非刻意体重减轻、结直肠癌和炎症性肠病家族史[2]。
对于难以鉴别的难治性IBS患者，建议选择结肠镜来进行综合诊断。肠道黏膜的组织病理学检查有助于排除显微性结肠炎、嗜酸性肠炎和淀粉样变性。由于显微结肠炎是使用组织学标准诊断的，因此结肠镜具有诊断意义[6]。
目前IBS的综合治疗原则主要如下：改善或缓解症状，改善生活质量，恢复社会功能。治疗手段包括：心理支持疏导、药物治疗及生活干预等综合处理[2]。治疗个体化方案较强，应结合患者个人的就诊意愿及其他客观因素等决定治疗方案。
药物治疗
IBS患者可存在有平滑肌痉挛，与疼痛症状相关。可使用药物有：匹维溴铵、奥替溴铵、阿尔维林、曲美布汀等。
止泻剂：如洛哌丁胺、蒙脱石散。
腹胀、腹泻症：肠道不吸收可选择非肠道吸收抗生素改善症状，如利福昔明等。具有调节肠道炎症，增强肠道黏膜屏障等作用。
改善粪便性状：可选择渗透性泻剂。如聚乙二醇可显著提高IBS患者排便频率。但乳果糖可能会加重IBS患者腹痛、腹胀症状[2]。
也有建议选择益生菌治疗IBS，欧洲胃肠病基础医疗学会指出：特定的益生菌可以减轻IBS患者的胃肠道症状，益生菌对腹痛、腹胀、排气、便秘等下消化道症状有明显的缓解和改善作用[7]。
益生菌作用机制之一就是恢复肠道上皮屏障。特定的益生菌，包括双歧杆菌、乳酸菌、链球菌和梭状芽胞杆菌的单菌种和混合菌种，可以降低轻度至中度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和已经缓解的患者肠道微生物群的炎症潜力[8]。
饮食干预
由于饮食方面与IBS的发生有一定的关系，其机制可能为：结肠对摄入食物的反应（“胃结肠反应”）；微生物组的改变（在改变饮食后可能发生得非常迅速）；不溶性膳食纤维可能会加剧IBS症状；膳食抗原可能会改变肠道上皮屏障。现阶段临床中主张将低果糖、低聚糖、双糖、单糖和多元醇饮食（低FODMAP饮食）作为治疗IBS的首选饮食模式之一[9]。
据报道，在低FODMAP饮食中，全球IBS症状、腹胀和疼痛有所减少，对腹泻为主的IBS（IBS-D）患者更有好处[9]。但也有效果欠佳的案例，仍需继续深入研究。
心理支持干预
焦虑、抑郁及恐惧等负性精神因素可引发机体应激反应，影响脑-肠轴良性互动，进而通过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及自主神经系统（ANS）引起肠道生理功能异常，产生一系列中下消化道症状。而IBS与精神症状有着较为直接的联系[10]。
心理疏导支持治疗也是IBS的治疗手段之一，目前也有相关共识建议将肛肠生物反馈疗法作为功能性便秘、便秘型IBS与慢性便秘的首选疗法[10]。
IBS具有明显的心理因素诱导的综合征，在消化道症状的器质性病变诊治过程中，也需注意这种类型的非器质性疾病。
参考文献：
[1] Gwee KA, Gonlachanvit S, Ghoshal UC, Chua ASB, Miwa H, Wu J, Bak YT, Lee OY, Lu CL, Park H, Chen M, Syam AF, Abraham P, Sollano J, Chang CS, Suzuki H, Fang X, Fukudo S, Choi MG, Hou X, Hongo M. Second Asian Consensus on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J Neurogastroenterol Motil. 2019 Jul 1;25(3):343-362.
[2] 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2020中国肠易激综合征专家共识[J],中华消化杂志,2020,41(12):803-818
[3] Pietrzak A, Skrzydło-Radomańska B, Mulak A, Lipiński M, Małecka-Panas E, Reguła J, Rydzewska G. Guidelines on the management of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n memory of Professor Witold Bartnik. Prz Gastroenterol. 2018;13(4):259-288.
[4] Benjak Horvat I, Gobin I, Kresović A, Hauser G. How can probiotic improve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symptoms? World J Gastrointest Surg. 2021 Sep 27;13(9):923-940.
[5] 岳宏宇,丛春莉,李艳梅.肠道微生态与肠道疾病关系的研究进展[J].中国真菌学杂志,2020,15(04):240-243.
[6] Fukudo S, Okumura T, Inamori M, Okuyama Y, Kanazawa M, Kamiya T, Sato K, Shiotani A, Naito Y, Fujikawa Y, Hokari R, Masaoka T, Fujimoto K, Kaneko H, Torii A, Matsueda K, Miwa H, Enomoto N, Shimosegawa T, Koike K. Evidence-based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2020. J Gastroenterol. 2021 Mar;56(3):193-217.
[7] 中国食品科学基数学会益生菌分会,益生菌的科学共识(2020年)[J],中国食品学报,2020-04
[8] 罗江钊.益生菌在慢性肠道疾病中是否具有抗炎作用?[J].中国食品学报,2022,22(11):454.
[9] Camilleri M. Management Options for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Mayo Clin Proc. 2018 Dec;93(12):1858-1872.
[10] 赵亚刚,韩伟,王景杰等.精神心理因素参与功能性肠病发病机制的研究进展[J].现代消化及介入诊疗,2022,27(05):537-5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