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皮建才（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现实生活中的陷阱有很多。比如，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可能会遇到“消费陷阱”。我用百度搜索了一下“消费陷阱”，找到相关网页约569000篇，可以用海量来形容了吧。再比如，创业者在创业的时候可以会遇到“创业陷阱”。我又用百度搜索了一下“创业陷阱”，找到相关网页约3950000篇，可以用天量来形容了吧。
在这里，我们并不打算分析这些现实生活中的陷阱，而是打算分析经济学里的“陷阱”。说起经济学里的“陷阱”，很多经济学人可能立刻就可以想起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Keynes）提出的“流动性陷阱”，稍后可能就会想起发展经济学里纳克斯（Nurkse)、纳尔逊(Nelson)、缪尔达尔（Myrdal）等经济学家所揭示的“贫困陷阱”。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意识到经济学里还存在一个所谓的“思想陷阱”？而这个“陷阱”正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要分析的。
在分析经济学里的“思想陷阱”之前，我先讲一下张五常教授在他的新著《中国的经济制度（神州大地增订版）》（中信出版社2009年出版）中提到的那个非常精彩的比喻。大家都知道，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是在国际主流经济学界并不看好的情况下取得让世人瞩目的成功的，当时很多国际上的经济学家认为他们自己提出的关于中国经济应该如何转型和发展的思想更加“正确”，基于他们提出的思想而演生出来的政策措施（比如“华盛顿共识”的一揽子政策）更加“恰当”。
张五常教授对那些认为中国做得不对的诸多朋友的有趣回应是，“一个跳高的人，专家认为不懂得跳。他走得蹒跚，姿势拙劣。但他能跳八英尺高，是世界记录。这个人一定是做了些很对的事情，比所有以前跳高的做得更对。
那是什么？在不同的内容上，这就是中国的问题。”张五常教授运用这个比喻对中国经济进行推理的前提是，一方面好的思想导致好的政策，好的政策导致好的增长绩效；另一方面好的增长绩效是由好的政策引起的，好的政策是由好的思想引起的。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增长绩效、政策和思想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实际上，这其中的关系就涉及到了本文所要分析的“思想陷阱”。
这个经济学里的“思想陷阱”是由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经济学系和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布莱恩·卡普兰（Bryan Caplan）副教授提出来的。卡普兰博士在《欧洲政治经济学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3年第19卷第2期发表了《思想陷阱：增长趋异的政治经济学》（The Idea Trap: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Divergence）一文。
这篇论文模型化了增长绩效、政策和思想三个重要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得到的具体结论体现在四个简单而又深刻的定理中。前两个定理说的是存在从增长绩效到思想的负反馈的情形，后两个定理说的是存在从增长绩效到思想的正反馈的情形。对结论更加通俗和简化的语言描述可以参阅卡普兰博士最近发表在《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2010年第142卷第1-2期的论文《说服、懈怠与陷阱：经济学家何以改变世界？》（Persuasion, Slack, and Traps: How Can Economists Change the World?）。那么，到底什么是卡普兰意义上的“思想陷阱”呢？
卡普兰博士认为，很多经济学人和一些门外汉经常想当然地假定存在从增长绩效到政策的负反馈。这个时候坏的增长绩效会导致好的思想，因为差强人意的增长绩效会促使公众寻求更加聪明的解决增长问题的政策，当然这些更加聪明的政策是建立在更好的思想的基础之上的。
反过来，好的增长绩效会导致坏的思想，因为越来越多的财富会使得公众愿意牺牲增长来换取其他更有价值的东西，实际上这也就是初级微观经济学里经常讲的收入效应。当然，卡普兰博士的思路要比这些经济学人和门外汉更开阔。
因为他使用了经济模型这一有力的分析工具，所以他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就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在《致命的谎言：揭开经济世界的真相》（中信出版社2009年出版）一书中所说的，“我的意思是，对某个连贯性模型的集中思考，往往会迫使你接受某些意料之外的结论，而放弃那些你原先的成见。因此，即使你只懂得最简单或看似最平常的经济模型，也要比某些人的思想更加深刻，这些人只知道成百上千的事实和典故，只会讲各种大话空话，却缺乏一个前后一致的模型来贯穿他们的思想。”
我们先看存在从增长绩效到思想的负反馈的情形。如果思想是好的，那么显而易见的是好的思想会导致好的政策，好的政策会导致好的增长绩效。但是由于存在增长绩效到思想的负反馈，所以好的增长绩效会降低思想的质量，从而降低政策的质量，进而降低增长绩效。
这最终会使得增长绩效、政策和思想三个变量收敛到一个不好也不坏的唯一的稳定状态均衡。反过来，如果是思想是坏的，那么显而易见的是坏的思想会导致坏的政策，坏的政策会导致坏的增长绩效。但是由于存在增长绩效到思想的负反馈，所以坏的增长绩效会提高思想的质量，从而提高政策的质量，进而提高增长绩效。
这最终也会使得增长绩效、政策和思想三个变量收敛到一个不好也不坏的唯一的稳定状态均衡。总而言之，卡普兰博士证明这个时候只有唯一的均衡，不存在所谓的“思想陷阱”。
我们再来看存在从增长绩效到思想的正反馈的情形。卡普兰博士证明当存在增长绩效到思想的正反馈的时候会产生多重均衡。有一个“居中”的均衡是是增长绩效、政策和思想都不好也不坏，有一个“好”的均衡是是增长绩效、政策和思想都很好，还有一个“坏”的均衡是增长绩效、政策和思想都很坏。其中那个“坏”的均衡被卡普兰博士称为“思想陷阱”。在“思想陷阱”中，坏的增长绩效、坏的政策和坏的思想彼此之间相互加强，坏的思想导致坏的政策，坏的政策导致坏的增长绩效，坏的增长绩效进一步导致坏的思想。
可想而知，很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陷入了“贫困陷阱”，很关键的一个原因是它们陷入了“思想陷阱”。卡普兰博士举的关于“思想陷阱”的两个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大萧条和智利从阿连德（Allende）政府到现在的转变，前一个例子是反面典型（从“好”的均衡转变到了“思想陷阱”），后一个例子是正面典型（从“思想陷阱”转变到了“好”的均衡），他特别强调了经济学家在均衡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写到这里，我们就讲完了卡普兰意义上的“思想陷阱”。
我们最想弄清楚的不仅仅是“思想陷阱”是什么，而且是“思想陷阱”对中国的现实含义是什么。我们再回过头看一看张五常教授的那个精彩比喻。很显然，张五常教授在内心深处已经认定中国经济存在着从增长绩效到思想的正反馈，并且判定中国经济中的最终均衡结果是多重均衡中的那个“好”的均衡，好的增长绩效、好的政策和好的思想彼此之间相互加强，好的思想导致好的政策，好的政策导致好的增长绩效，好的增长绩效进一步导致好的思想。
根据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从一定程度上说张五常教授的总体判断应该是正确的。既然中国经济已经处于“好”的的均衡，那么问题的关键是要防止中国经济从“好”的均衡转变到“思想陷阱”。如何才能防止这种不好的转变呢？答案很简单，就是要发挥卡普兰博士所说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工作者在关键时刻的关键作用。
既然中国经济已经处于“好”的均衡，那么对增长绩效、政策和思想的微小的外部冲击是不会改变均衡结果的，怕就怕那种比较大的外部冲击，因为这种大的外部冲击是有可能改变均衡结果的。一般情况是，外部冲击对增长绩效产生了影响，于是政策要随之发生变化。但是由于政策制定者的有限理性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最终出台的政策可能是失误的。
如果出台的政策严重失误，那么就有可能把中国经济从“好”的均衡拖到“思想陷阱”。张五常教授曾在不同的时期多次撰文说，中国不怕小的政策失误，就怕大的政策失误，为了降低政策失误产生的负效应，所以他这个老人家要不断写文章给政策制定者提个醒。如果中国的优秀经济学家都能像张五常教授在关键事件中发挥关键作用，那么中国经济是不会轻易掉进“思想陷阱”里的。
经济学家的作用是什么？不同的人的回答不一样，正面的答案和反面的答案都会有。如果你已经知道了经济学里存在着一个“思想陷阱”，那么你的回答也许是经济学家的作用在于在关键时刻采取关键行动，当然这个行动也有可能是众多经济学家的集体行动。这是一个经济学家倍受关注也倍受质疑的时代，很多人怀疑经济学家到底有没有用，甚至怀疑经济学家的社会贡献是不是能够抵得过他的薪水。
我还是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Coase）那句话来作为一个回答，“[如果]一个经济学家通过他的努力能够将一个一年浪费一亿美元的方案推迟一个星期（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小小的成功），他的这一行为就已经挣得了他毕生的全部薪水。”
顺便改编一下科斯的这句话，如果一个经济学家通过他的努力防止了整个经济滑落掉“思想陷阱”里面（我认为这是一个大大的成功），那么他的这一行为就已经为他自己也为他人甚至为子孙后代造福无穷了。当然，能做到这一点的经济学家很少，套用丁学良教授那句非常出名的话，可能少到不超过5个人。但是，只要他们能在关键时刻采取关键行动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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