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为什么反感被催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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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记者 戴轩 编辑 陈静 校对 李立军
每逢春节,在憧憬回家团聚的同时,一些年轻人也在为被长辈们“组团”催婚而困扰,有的甚至因此引发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前往医院寻求心理治疗。
催婚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两代人怎样的心理动因?除了忍耐和冲突,有没有更好的解决之道?
近日,新京报记者采访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心理治疗师贺琼,从心理学角度谈一谈催婚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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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为什么反感被催婚?
新京报:一到春节,令很多年轻人头疼的催婚问题就随之而来。在你的心理治疗室,受困于催婚的来访者多吗?哪些时间节点是高发期?
贺琼:因为婚恋不顺而来的人群一直都有,他们不一定专门因为催婚而来,有的是因为家庭冲突、工作、经济等问题,再碰上父母催婚,他们就更加困扰了。
这种冲突最容易发生在像春节这样的阖家团聚之时,或者父母和子女同住的时候。当物理距离拉近,婚恋是两代人必然会聊起的话题,两代人在婚恋价值观上不一样,如果家长过度干涉,双方很容易爆发矛盾。
新京报:如果给被催婚的群体做个画像,他们有哪些特点?
贺琼:男女来访者都有,但女性居多。从年龄段看,30岁左右是压力最大的时候。这跟生理年龄、社会时钟、两性情感表达的习惯等有关。
女性同时面临生理年龄和社会时钟的压力。在老一辈看来,30岁左右是生育的黄金时期,往前推二十八九岁就应当结婚,二十六七岁就得谈恋爱。但现代女性的社会时钟可能与此相冲突,随着她们接受到更好的教育,研究生毕业一般就25岁左右了,在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同时,还要完成婚恋大事,确实是很难的。
而男性更多面临的则是社会时钟的压力。此外,由于一些父母对男性的期待是三十而立,包括传统文化中,也有“男儿有泪不轻弹”等隐性要求,我国男性表达情绪不太能被接受,因而在被催婚、跟家人冲突时更多采取回避、沉默的方式,而相对来讲,女性被允许和鼓励表达情绪,不排斥与父母直接争论,不回避矛盾冲突。
新京报:如何评价催婚行为?
贺琼:我们很难给催婚这件事贴标签,它并不是完全合理或不合理的,晚辈之所以反感,是由于很多家庭讨论子女婚恋话题时,采取的是一种不恰当且无效的沟通方式。
譬如说,长辈对晚辈进行消极推断,认为孩子不结婚是不上心,又对孩子的婚恋问题过度干涉;而有的晚辈认为父母不能理解自己从而不主动沟通;还有的认为没到谈婚论嫁的程度……
当然还有一些极端的情况,如过年时,一些平时不太走动的亲戚也对晚辈的婚恋问题进行评判、指点,甚至用命令式的口吻,这会令年轻人不适。长辈觉得自己有义务去规劝,有一种上位者的心理,而自我意识比较强的晚辈,认为双方的对话应该是平等的,婚恋是我的私事,不愿意被人询问。
因此,当催与被催的两方无法互相理解并互相指责,甚至被否定和贬低,家庭关系的长期紧张会给双方都带来心理压力,甚至会引发抑郁、焦虑等情绪障碍,这就是催婚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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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解读长辈的催婚心态?
新京报:催婚有用吗?
贺琼:这取决于催婚用的什么方式。我们做一件事都需要自主性和一定的控制感。出于自己的本心去做一件事,还是被外界带着指责、质问的态度要求去做,试想哪种会让我们更有动力?本来我是想做某件事的,但在被要求去做的情况下,自主性可能就下降了。
新京报:长辈催婚的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贺琼:你被催过婚吗?
新京报:以前会,现在好像不怎么催了,可能因为我很早就经济独立,自我意识很强,被催的时候会很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态度,让他们不要介入。你会发现很多国家没有催婚这一说,社会对个体的婚育没有要求,孩子独立后,家长也很少去干涉其隐私,更不会反复去催。
贺琼:中西方文化存在差异,我们是集体文化,农耕时代强调全村人互帮互助,当然也会互相干涉家务事。其实子女也会干涉父母的婚姻,譬如一个青少年也会在父母吵架的时候去劝架,不希望父母离婚,因为孩子也需要家庭的完整性带来的安全感。
催婚可能还反映出大家庭和小家庭之间的矛盾。我们的文化中不太强调成年子女要和原生家庭“分化”的概念,更强调家庭的整体感。比如说,春节过年一定要回家;一些家庭里老人会要求和儿子同住,甚至不太在意儿媳的感受,这个小家庭很可能就会面临跟大家庭的冲突。
有的父母反复用不当的方式催婚,可能是失去了对子女生活的确定感,反映出他们想和子女保持感情联结。你会发现其实孩子人生的每一步父母都希望参与,满足他们被重视、被需要的心理需求,比如孩子选什么专业、上什么学校、找什么工作……小的时候孩子听父母的,不太会发生冲突,脱离父母独立生活后,孩子需要更多话语权,婚恋更是很私密的问题,就不希望父母干涉那么多。如果长辈还是以对待未成年人的方式来干涉晚辈,没有及时让位退出空间,冲突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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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好好说”难在哪?
新京报:你反复提到沟通的问题。一些家庭恶性沟通久已有之,不论是孩子的婚恋还是其他话题,“家人之间无法好好对话”,为什么会这样?
贺琼:长期的恶性沟通循环,很多是家庭代际创伤。这里我们谈的家庭代际“创伤”限指家庭中的一些不良互动、养育模式,可能以一种跟上一代家庭“相似”或“相反”的方式进行某种重复的命运轮回。比如家人之间争夺话语权、互相指责,或是“追与逃”模式,晚辈没有学到倾听、理解和妥协等良好的沟通方式,也缺乏改变意识,在建立小家庭后,也容易陷入这样的代际传递。
这不光发生在找对象时,对未来经营亲密关系也有影响。比如多次见过原生家庭中的暴力行为,在今后组建家庭时,有的人会不自觉认同“施暴者”,受到压力刺激时,下意识也采用粗暴的方式对待伴侣;也有一些人会同情原生家庭中的“受害者”,害怕人际关系冲突,习惯当个老好人,对家人过度顺从,难以表达自己的需求,甚至回避进入亲密关系。
更为常见的是,如果父母的婚姻不幸福,子女潜意识会对亲密关系存在消极预期,从而表现出对相亲或潜在发展对象的苛刻要求与不确定的标准,还有强烈改变伴侣的愿望等,最后导致自证预言。
新京报:如果孩子在原生家庭中缺乏良性的人际交往经验,长大后还能发展这部分能力,逃出恶性循环吗?
贺琼:原生家庭只是给了我们一个初始人际交往的模板,并非一成不变。以前常说三观人格决定关系,现在的研究发现人格与关系是双向影响的,良好的人际关系也会改变人格。在上学之后,我们接触到家庭之外广阔的交往空间,有了同学、朋友、恋人等,是有自我重塑的可能性的。
新京报:原生家庭的旧模式是否也能打破?年轻人更容易通过新的社会关系来自我重塑,而老一辈可能已经没有那么多新的社会关系,他们改变的空间大吗?
贺琼:如果父母有改变的意愿,可以互相理解。如果父母年龄大了,又受限于教育程度、生活环境,改变的可能性就小,可能更多的还是靠晚辈的自我觉察。晚辈尽量去理解父母的局限性,允许他们不变,努力靠自己去阻断原生家庭的负面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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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婚有没有“正确方式”?
新京报:催婚的正确“打开方式”是什么?
贺琼:正确的方式是建立一种互相共情的合作关系,而不是成为一种要求和被要求、过度干涉和反抗的对立关系。
新京报:怎么形成这样的合作关系?
贺琼:首先是长辈退后留出空间,晚辈主动沟通长辈;其次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建立良好的沟通;最后是建立清晰边界,拒绝不合理要求。
父母要先有一个合理的预期,子女找对象的过程一波三折是正常的。子女在开始找对象的时候,可以适当透露一些信息给父母,让他们看到你有心做这个事情,只是遇到一些实际困难,可能对方没有动心、自己缺少经验等,告诉他们自己在学习如何处理,让他们不用担心。
沟通时可以采取“X+Y+Z”(具体情境X+对方的客观行为Y+自己的感受或需求Z)的“非暴力沟通”方式。比如父母可以说:“儿子你已经36岁,上次分手已经过去快3年(具体情境X),今天你回来告诉我仍然不接受去相亲(对方的客观行为Y),我们心里真的很着急,为你担心,担心你没能为自己创造机会认识潜在适合的对象,一个人生活很孤单(以“我”开头表达感受和情绪Z,具体点更好)。这种良好沟通的前提是双方都愿意以合作态度持续讨论矛盾话题。
遇到无法就事论事的人,对方情绪上头说出伤人的话,此时无论他是谁,都要及时建立自我边界,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和对对方的要求。
▲1月27日,安徽合肥,大蜀山森林公园一处“相亲角”人气满满,民众在众多“寻缘”相亲资料前驻足,或为自己或为子女朋友寻觅良缘。韩苏原 摄/IC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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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走入婚姻更难了吗?
新京报: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似乎比父母辈要更难结婚一点。
贺琼:除了生活方式在发生变化,不同年代、不同人群对于婚恋的观念也不一样。父母辈更要求婚姻的结构完整,如到了某个年龄就应该恋爱、结婚、生育,而婚姻的功能未必完善,比如夫妻是否恩爱、相处愉快;中青代更注重亲密关系的功能完善,认为在关系中的个人感受、彼此的心理需求得到满足更为重要。
新京报:怎样理解真爱和婚姻的关系?
贺琼:用斯滕伯格的理论,真爱中包含了激情、亲密、承诺三个核心要素,婚姻就是对真爱的承诺之一,但是需要至少具备激情或亲密,才容易进入和维持婚姻。而要求激情和亲密都具备才结婚,则比较困难。
新京报:在我们传统文化中,衡量婚姻时机的标准很看重年龄。如果从关系质量的角度看,什么才是进入婚姻的最佳时机?
贺琼:婚姻的时机没有固定年龄段。研究发现,相比早婚早育,晚婚晚育群体中更多具备成熟的心智、经济更独立,其婚姻质量(满意度、持续时间)也更高,并且子女成就更高。这和常识也是符合的,自己越优秀,更倾向找优秀的伴侣,给孩子的教育环境也更好。
新京报:这就出现一个矛盾,在强调个体遵循社会时钟的东亚社会,可能一个人发展到足够成熟的时候,身边已经没有那么多适龄的单身异性可以发展。
贺琼:会有这个问题,这就要看每个人的婚恋观了,譬如是否接受对方离异或是有孩子等。你会发现有的人到最后并不在意这些,有的人最后找了跟自己择偶标准完全不同的伴侣,两人还相处得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