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孟雄和吴雨铭都出生于1898年，都是湖南人，何孟雄是炎陵县人，吴雨铭是长沙人。
他们都在北京大学上学，上学期间参加了五四运动。
他们都参加了李大钊发起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都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工作，参与了二七大罢工等重要工运事件。
六届四中全会时，他们共同反对过王明并受到迫害。
但是作为难兄难弟，他们最后结局却截然不同，何孟雄被捕后，在狱中坚持组织原则、反对非组织行动，1931年牺牲于上海龙华；同年，吴雨铭被捕后叛变脱党，成为张作霖父子的智囊，与革命渐行渐远，新中国成立后被人民政府逮捕判刑。
何孟雄：从容莫负少年头
何孟雄
何孟雄（1898-1931），原名定礼，字国正，号孟雄，湖南酃县（今炎陵县）人。9岁就读于本村龙门学校，1916年春在长沙岳云中学读书时，因带头反对克扣学生伙食费，被校方开除。后陆续到长沙湖南甲种工业学校、修业中学、长郡中学听课。1917年考入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后又进入雅礼中学就读。在校期间参加过“反袁（世凯）”、“驱汤（芗铭）”和抵制日货的学生运动。1918年夏，何孟雄与毛泽东、张昆弟等同赴北京，9月入法文专修馆学习，本来准备学业结束就去法国，大约因为和读书有缘，1919年3月，考上了北京大学理科当旁听生。结果蔡和森、李立三、张昆弟、李维汉登上了去法国的轮船，而他和毛泽东留了下来。
在北大期间，他阅读《新青年》《新潮》《晨报》等进步书刊，开始对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随即由理科转而改学文科。不久，五四运动爆发，何孟雄和同学一道上街游行，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等行动。1920年秋，李大钊发起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何孟雄和邓中夏等人成为首批团员和小组成员。在此期间，他和罗章龙、邓中夏，还有后来叛党的吴雨铭等人成为好友。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时，何孟雄和邓中夏等人每周往返80多里给工人讲课，获得了工人的信任，培养了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第一批骨干。
1921年10月，何孟雄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工作，主编《工人周刊》。当年底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何孟雄被推为第一任书记兼组织委员。
1922年夏，吴佩孚占领北京，在铁路系统与北洋“交通系”明争暗抢。李大钊利用这一机会，通过交通总长高恩洪的关系，建议派出铁路密查员，巡行北方几条主要铁路，借机清洗“交通系”的势力。吴佩孚深以为然，并且把选人用人的工作交给了李大钊来办。李大钊便选派何孟雄、张昆弟、安体诚、陈为人、包惠僧等共产党员，分别担任京绥、京汉、津浦、正太等铁路的密查员。名为密查，实际上则是中共的工运特派员。何孟雄被委以京绥路密查员的职务。1922年10月，何孟雄领导建立了京绥路车务工人同人会， 选举扳道夫李连升为总会长，何孟雄任秘书长。同年10月27日，在何孟雄的组织和领导下，京绥路车务工人举行了大罢工。在斗争中一位名叫王藻文的工人表现勇敢，成为敢死队长。后来担任了顺直省委书记，再后来，成为叛徒。
二七惨案发生后，北洋军阀政府武力镇压工人运动，各地工会领袖被通缉。何孟雄、邓中夏等被迫离开北京，转往上海。1925年，国共合作开始，何孟雄再赴张家口，领导成立京绥路总工会。1925年5月1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的当天，在张家口车站附近的一个小学校里，召开了京绥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王藻文任委员长，聘请何孟雄任秘书。
大革命失败以后，何孟雄调任江苏省委委员、农委秘书和省委巡视员。他通过对农村的实际凋查，认识到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于1930年5月以周子敬为笔名，给《红旗》写了一封《子敬来信》，提出了农村“联合起来包围城市，封锁城市，用广大的农村革命势力以向城市进攻，必然可以得着胜利”的主张。而当时中央领导人李立三却不这么想，他把乡村比喻为统治阶级的四肢。而城市为统治阶级的头脑与心腹，只有斩断他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才能制他的最后死命。针对李立三的“左”倾主张，何孟雄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反驳。在此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接二连三地受到排挤打击，被扣上“调和派”的帽子，职务一贬再贬。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立三路线”，但何孟雄的境况并未好转。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掌握了中央权力，表现出比李立三更“左”的教条主义路线。何孟雄再次挺身反对，发动了一场反对王明的斗争。讲理论，何孟雄比李立三高；讲实践，何孟雄比王明强。王明讲理不过，就利用权力给何孟雄扣上“右派”“右倾机会主义代表”“反党”“反国际”等政治大帽子，甚至停发一切生活和工作经费。
1931年1月17日下午，国民党上海公安局按叛徒提供的情报，会同租界巡捕房在东方旅社逮捕了在此开会的林育南、柔石等8人。接着又闯入中山旅社，逮捕了蔡博真、欧阳立安等4人。当日晩间又在中山旅社逮捕了何孟雄等3人，次日清晨又在东方旅社逮捕了李求实等3人。这就是轰动全国的“东方旅社事件”。何孟雄等被捕后，王明立刻停止了他们的组织关系，并指示中共龙华看守所支部拒绝接受何孟雄等人的党的关系，不让他们参加支部，致使20多名党员在狱中不能接受党的领导，无法过组织生活。
何孟雄等在狱中受尽酷刑折磨，但丝毫没有动摇对党的忠诚。同时他们也没有放弃与米夫、王明的斗争。1931年2月5日，何孟雄将写好的一份意见书，让邻室难友设法转出狱外，交给共产国际。信的主要内容是：
“一、反国际代表不是反共产国际；二、国际代表处理问题，不合中国国情。米夫无视中国已有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犯了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
在审讯中，敌人劝降他说：“你反对立三路线，我也反对立三路线，我们可以联合起来……”没等对方把话说完，何孟雄就一口回绝：“我反对立三路线，就是要打倒你们！”
碰壁后的劝降者用嘲笑的口气对何孟雄说：“你死后，共产党给你什么处分？”何孟雄义正辞严地回答：“革命队伍内部出了叛徒固然可恨，但叛徒再多，不能影响革命。今天叛徒出卖了我，明天将有千百个革命的后来人!”
尽管面对同志的误解打击和狱中的酷刑折磨，但他们丝毫没有动摇对党的忠诚。他们在监狱的墙壁上画了一面红旗，将自己的名字工工整整地写在上面，以此宣示坚定的信念。同时他们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罗章龙等人以反对王明的名义进行非组织活动，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坚决反对。当罗章龙等人组织“非委”时，何孟雄虽已被捕入狱，但他明确地表示：“告诉徐锡根，说我反对成立非常委员会”。
敌人对何孟雄等人无计可施，最后下了毒手。
2月7日夜晚，上海市龙华看守所内戒备森严，看守所长亲自指挥看守进监提人。何孟雄早有准备，当看守走到他的号子门口时，他已经穿好了衣服，微笑着向难友们告别，自动走了出去。他坦然地对难友说：“一个革命者为革命牺牲他宝贵的生命，是分内的事。”
是夜，何孟雄等23位共产党员壮烈牺牲。
龙华烈士殉难地，原淞沪警备司令部刑场
何孟雄牺牲后，仍遭到王明的批判。直到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对他们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决议》指出，何孟雄等党的重要干部，“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吴雨铭：从工运先锋到“少帅秘书”
吴雨铭（1898-1959），又名吴汝铭，湖南长沙人。可能是在长沙方言中“雨”和“汝”发音相近，这两个名字经常混用。在长沙第一联合中学上学时，加入“辅仁学社”，在这里结识了同为学社成员的罗章龙。中学毕业后，吴雨铭去北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未成，转而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夕，吴雨铭与李梅羹、罗章龙等人秘密成立了一个行动小组，策划了“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的直接行动。
1920年初，吴雨铭参与组织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1年1月成立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吴雨铭担任常驻教员，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由于他思想进步、工作积极，被吸收加入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共早期党员之一。
1921年9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了北方分部，吴雨铭被任命为北方分部京汉铁路特派员。1922年7月，吴雨铭和罗章龙、何孟雄、邓中夏、张国焘等人一起，在长辛店建立工人俱乐部、工人夜校及工人子弟学校。在他们的努力工作下，北方工人运动呈“春云渐展之势”，他参与领导组织了京汉铁路工人第一次罢工和京绥铁路工人罢工，两次罢工都取得胜利。
1923年1月底，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决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吴雨铭被选为中共京汉铁路总工会党团成员。成立大会被吴佩孚强行冲散后，总工会决定发动京汉铁路总罢工。吴雨铭担任了长辛店罢工的负责人。2月4日与史文彬一起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罢工。吴佩孚镇压罢工工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吴雨铭被捕入狱，在狱中写下了诗集《烈火集》，高度赞扬革命斗争，呼唤革命高潮，后来这些诗被发表在共青团中央刊物《中国青年》上。
被营救出狱后，吴雨铭继续领导工人运动，于1925年被选为第二届铁路总工会常委。在此期间，青岛日本纱厂内外棉、隆兴、大康三纱厂工人先后举行了三次大罢工。吴雨铭受铁路总工会指派，到青岛慰问并指导工人运动。同年6月到上海参加五卅运动，参与组织成立上海总工会，担任组织科主任。1926年2月，他出席在天津召开的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被选为执行委员、常务委员，担任全国铁路总工会组织部主任。1928年3月，三一八惨案后，吴雨铭被调往南方，曾任中共汉口市委书记。1927年4月出席中共五大，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吴雨铭先后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江苏临时省委常委、江苏省委候补委员等职。1928年夏再次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在狱中任支部书记，组织秘密斗争。9月底经组织营救出狱，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当年冬至1930年，吴雨铭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顺直（北方）特派员，主持河北省的职工运动。
1931年1月，他奉调上海，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当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扶植王明上台，引发了党内斗争，也改变了吴雨铭的政治生涯。罗章龙带头反对米夫和王明，拒绝承认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最后双方矛盾激化，罗章龙被宣布开除党籍。吴雨铭跟着罗章龙走，也被开除党籍。随后罗章龙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央非常委员会”。吴雨铭也加入了“非委”。
问题是国民党不知道、也不管这些。1931年2月10日，吴雨铭在天津被捕入狱。在他落难之际，遇见了黎天才。黎天才曾与吴雨铭一起领导北方工运，声援过京汉铁路大罢工，还曾接替李大钊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也有人说，李大钊就是他出卖的）。大革命失败后，被撤去职务。后遭到张作霖的军警逮捕，面对酷刑，他登报声明脱离政治，投靠了东北军。张作霖十分赏识其才华，留其在北京公安局任秘书兼宣传科长。张作霖被炸死，张学良继任后，黎天才更加得到信任，逐渐成为心腹人士。
此番黎天才见吴雨铭被捕，也起了“爱才”之意。就设法说动了张学良，将其释放出狱，并拉他进入了东北军。吴雨铭此时一方面被共产党开除、一方面被国民党逮捕，正走投无路之时，突然绝处逢生，马上脱党叛变。张学良对吴雨铭也非常器重，委之以中校秘书之职。这样，他就从共产党的工运领导人，变成了张学良的智囊。他在张学良身边，和东北军中的“非委”成员一起，秘密接受在河南大学任教的罗章龙的领导。还在1935年促成了张学良与罗章龙的会面，为张学良设计了经营西北的方略，其中包括建设西北作为坚实的抗日根据地，挽救民族危亡并力争民主的政治远景设计。另外，他还劝说张学良与红军合作，在西安事变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他的恩公黎天才也被扣留，吴雨铭几经辗转到了南方。在武汉时曾有人劝他去延安，然而他心存芥蒂，不肯前往。最后在国民党当局谋了一个社会服务部的差事。1940年加入了国民党，后来又参加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活动，参与组织黄色工会并镇压工人运动。1949年解放军南下时，吴雨铭到景德镇公安局自首，1950年12月被人民政府逮捕，后被判无期徒刑，1959年死于狱中，终年61岁。
作者：关明
来源：《工会信息》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