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团结报
□ 安雅琴
朱执信是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编辑和主要的撰稿人之一。1905年11月，《民报》发表了朱执信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活动，译述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要点术语，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中的重要文献之一。
朱执信（1885—1920），中国民主革命家。祖籍浙江萧山（今杭州市萧山区）。1885年10月生于广东番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革命家、理论家。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朱执信产生了救亡和变革的热切愿望。
1904年，朱执信以官费东渡日本游学，次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任评议部议员兼书记，是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编辑和主要的撰稿人之一。1905年11月，《民报》第2号发表了朱执信署名蛰伸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文章介绍了德国社会主义代表人物“马尔克”（马克思）的生平活动，译述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要点，节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十条纲领”，阐释、建构了“累进税”等术语，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中的重要文献之一。
介绍马克思生平
《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开篇“绪言”概述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指出“社会的运动，以德意志为最”，“其功”在马克思、拉萨尔、倍倍尔等人。把“数子之学说行略”介绍给国人，以期于社会革命“有所资”，这是朱执信介绍马克思生平及其学说的出发点。
首先，介绍出生、求学、职业选择等基本信息。文章写道：马克思出生于特里尔，父亲为律师，“少始学，慕卢梭之为人，长修历史及哲学”，毕业后因“宗徒攻之”，未能如愿进入大学任教，退而从事“日报之业”。不知是何原因，朱执信并未提及黑格尔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
其次，文章以夹叙夹议的形式介绍了马克思的“学说行略”。在对马克思及其周边人物的介绍上，朱执信多有赞赏、敬仰之意。如称马克思其文“奇肆酣畅，风动一时，当世人士以不知马尔克之名为耻”，创办《新莱茵报》后“声振一时”；与马克思相与组织《德法年鉴》的阿·卢格是“巴黎之名士”；“相友善”的恩格斯“父业商，少从事焉。习知其利苦，乃发愤欲有以济之，以是深研有得”。在谈到马克思的学说时，称《共产党宣言》“家户颂之”、共产主义联盟“奉以为金科玉律”、“马尔克之事功，此役为最”；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学者宝贵之”；《资本论》在学理上颇具价值，“为社会学者所共尊，至今不衰”。
朱执信在对马克思形象的塑造上，强调了其坚持斗争的社会革命家的形象。因“论法兰西社会党触政府忌”被“放逐”，迁居巴黎；因“痛掊击普鲁西政府”被逐，北走比利时；因“斥普王之无道而赞议会之租税拒否”再一次被逐，不得已去往英国，“终其身不复归柏林”。在朱执信的书写下，马克思虽三次被逐，但没有被桎梏于“郁郁不自得”“困顿无俚”之中，而是以笔为剑“播其学说”，坚持斗争，传布《共产党宣言》，相继引发了法国、德国的革命运动。
译述《共产党宣言》
朱执信在介绍马克思的生平活动时，译述了《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如《共产党宣言》中最脍炙人口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1888年的《宣言》英文版上加了一条注释：“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朱执信译为“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一非阶级争斗之陈跡乎”，用以说明阶级斗争在人类社会中的客观必然性，进而强调现行社会也是“取者与被取者相戕”“治者与被治者交争”的社会，如果不探其本原以求正，则“掠夺不去、压制不惜、阶级之争，不变犹昔”，这一观点与孙中山的以社会主义做“疗疾之药石”、救济资本主义之弊害是一致的。
文章还引用了《共产党宣言》最后一段的“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朱执信译为“凡共产主义者，知隐其目的与意思之事，为不衷而可耻。公言其去社会上一切不平组织而更新之行为，则其目的，自不久达”。朱执信参引的是日译本，日译本用的是“强力”“颠覆社会组织”这样的表达，而朱执信在程度上做了弱化处理，仅到“更新”的层面，所以他将《共产党宣言》落脚于“十条纲领”，强调“马尔克素欲以阶级争斗为手段，而救此蚩蚩将为饿殍之齐氓，观于此十者，其意亦可概见”，认为“十条纲领”是《共产党宣言》最为核心的内容。
除《共产党宣言》外，朱执信还对《资本论》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进行了介绍。他一方面指出资本与雇佣的关系，强调资本家是“朘削劳动者以自肥”者。例如，工人每日工作十二小时，其中六小时的劳动，“已足以增物之价”，是他的“所受之庸钱”，而剩余六小时则“无报”，资本家“仅以劳动结果所增价之一部还与劳动者”，是“自劳动者所有中掠夺得之者”。另一方面也对资本主义发展与工人阶级贫困化的关系进行了说明，指出产业革命之后，“新机械之发明，资本家之利，劳动者之害也”，“工业改良益行，劳动者益困顿而已”。这样的说明，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受李嘉图和穆勒等人的影响，朱执信认为“资本固非一切为从掠夺得，积蓄之事，往往亦自劳动”，故“马尔克之言资本起源，不无过当，而以言今日资本，则无所不完”。
建构术语
朱执信在文本译述上，部分沿用日制汉字，并对生涩专有名词进行解释说明。以《共产党宣言》“十条纲领”为例，其中“累进税”沿用至今，朱执信从源流到释义给予较为详尽的说明，简言之即根据课税对象决定税率，此法“不劳而富均，又无所苦，策之最上者”；“相续权”，为日制汉字的移用，今译为“继承权”，朱执信解释为“承继财产上权利义务之谓”；“实业军”解释为“以军队组织而从事于实业”；“使教育与生产之事为一致”解释为生产者“必受相当教育”。
朱执信改日译本“名词化”的叙事翻译为“动词化”的施事翻译，如“相续权的废止”译为“不认相续权”，“全部儿童的公共免费教育”译为“设立无学费之公立小学”等均做此处理，强调措施性，带有强烈的工具理性的倾向。
朱执信撰写该文主要意图还是在为“社会革命”服务，所以在译介上也存有裁剪的现象，试图拼凑出符合主观诉求的社会主义。如将日译本中的“社会的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这是全部过去时代共通的事实”译为“既已知劳动者所不可不行之革命，始于破治人治于人之阶级，而以共和号于天下矣”，将原文没有的“革命”“以共和号于天下”嫁接于马克思的学说之中，更突显了其宣扬“民主共和”的本来意图。
《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发表于1905年，彼时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学说风行于日本舆论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梁启超和革命派的孙中山，不约而同都注意到了社会主义，并且试图从中汲取营养，充实自己的政治主张。朱执信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关注，即是发生于革命派与改良派就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可否并行等议题论战正盛之时。撰写此文一是学理上的求索，二是舆论上的动员，这是他的出发点。所以，在学说的引介上，朱执信侧重革命手段、革命任务，集中在策略范畴，突出其可实行性，避免“架空论而远实行”。对“十条纲领”的引介亦是出于此，甚至误认为“十条纲领”为马克思“所取救济之策”两者中之一（另一为设置农工奖励银行）。
囿于历史条件，朱执信未能作出与《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合乎本意的解释，但与同时期知识分子相较，他已经能认识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的区别，明确指出：以往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虽也对资本主义的弊端进行了抨击，但就如何改变这一状况却未能找到可行的办法，但马克思作《共产党宣言》“异于是”。在之后发表的文章中，朱执信指出，“拉萨尔之言社会革命，不如马尔克言之之完也”“自马尔克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世称科学的社会主义”。
朱执信引介马克思的学说，同时又受马克思学说的影响，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之后，他又先后撰写《英国新总选举劳动党之进步》《北美合众国之相续税》《从社会主义论铁道国有及中国铁路之官办私办》《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等文章，提出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是“社会全体之幸福”；将铁路收归国有，可以去除“独占事业专横”的弊端；产生社会革命的原因在“放任竞争”“承认私有财产权”等论断，都蕴涵了马克思主义的“闪光点”。何香凝称朱执信是同盟会中“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这样的评价无疑是中肯的。
（作者系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