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北京日报 | 作者 高璐
中国古代散文具有非常悠久的发展历程，其产生可以上溯到上古时期的官府文书。唐宋散文则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长河中的一个新高峰，它继承了先秦两汉时期散文的创作传统，同时还吸收了六朝骈文中的一些艺术技巧，在这些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自身文学特色和审美意蕴的优秀作品。其中所确立的书写范式和展现的艺术力量，又深深影响了明清散文的创作。即使是在现代白话文兴起一个世纪后的当下，唐宋散文的章法结构、语言艺术仍对今天的写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风骨兴寄：唐宋散文十二讲》中，初盛唐散文部分主要由前三讲组成。分别是“魏徵与王绩：初唐时期的仕与隐”“陈子昂：风骨与兴寄的呼唤”和“李白与王维：盛唐的信笺”，均以作家为线索，向外关联其时代风尚，向内探讨其创作特征。此后的第四讲“韩愈：‘文起八代之衰’”、第五讲“柳宗元：‘独钓寒江雪’”，则围绕韩愈、柳宗元的散文创作展开。韩愈一生宗经明道，堪称一代宗师。他的议论气势充沛、先声夺人，《论佛骨表》义正辞直，充满情感张力，后世称其“允为有唐一代儒宗”。他笔下的人物则活灵活现、各异其面，如张巡之严肃刚毅，南霁云之豪气干云，贺兰进明之阴险狡狯，无不声口毕肖，读之使人犹如身临其境。柳宗元的创作则“牢笼百态”，摹景、写人、状物，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他的“永州八记”将自然山水与主体人格相联系，借山水之形胜抒胸臆之郁结，对后世山水游记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他的寓言散文则因物设譬、意味深长，《三戒》《蝂传》都是流传千古的名篇。
自韩柳以后，散文创作者虽然不少，但他们的成就并未超过韩柳。至晚唐，骈文又重新占据了文坛主流地位。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韩门弟子的散文虽然语言畅达、条理清晰，但对于散文的文学性不太关注。他们的散文叙述详尽却缺乏感染力，因此难以动人心魄。其次，一些作者在文章中喜欢使用冷僻、怪异的字词，其本意是借此产生一种令人过目难忘的陌生感和新鲜感，实际上却使文章晦涩难懂。生造出的词句使人不知所云，因此流传不广。最后，散文本身具有应用性特征，在实际书写中又与具体事件、名物、人际交往相关联，创作者如果仅仅是为了完成任务而敷衍为文，就很难把散文的精神气格表现出来。这种情况也向我们揭示出，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程，它的成就并非一蹴而就，需要许多优秀的作家参与其中，做出不懈的努力。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散文作家作品值得我们关注。为拾“遗珠”，本书第六讲“吉光片羽：唐代散文遗珠”选择了天宝时期李华的《吊古战场文》、中唐白居易的《庐山草堂记》、晚唐皮日休的《读司马法》进行赏析。由此，唐代散文中的名作庶几一览无遗。
宋初文风沿袭晚唐五代，纤秾有余而未见自家面目。其后，又有“西昆体”“太学体”等风格陆续主导文坛，前者伤于“缀风月，弄花草”，后者又流于艰涩险怪、脱离实际。这一阶段可谓北宋初期文学发展的“曲折探索”时期。本书第七讲“风雅再临：北宋初期的散文”对宋初散文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与介绍，并围绕王禹偁《黄冈竹楼记》、范仲淹《岳阳楼记》两篇名作分别设置章节进行精讲。经过柳开、王禹偁、范仲淹等人的不懈努力，至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知贡举，文风变革由此打开了新局面。此后，以苏轼为代表的一批文学新人登上了文坛，他们纷纷写出时代的悲欢与心中的歌哭，为北宋散文创作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书第八讲“欧阳修：‘醉翁’的胸襟”围绕欧阳修的生平经历与文学贡献展开。他的名作《醉翁亭记》和《祭石曼卿文》脍炙人口，在这一讲中我们也会逐一赏析。曾巩和王安石既是挚友，又是当世一流的文学家，第九讲“曾巩与王安石：平和简练不寻常”就以他们二人为中心进行相关作品分析。曾巩《醒心亭记》和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又都与欧阳修有直接关系，故而第八讲、第九讲也可以被视为一个单元组合。第十讲“苏洵与苏辙：劲健沉稳有余响”、第十一讲“苏轼：‘坡仙’的文法”则以“三苏”的创作为中心，也可以视为一个单元组合。苏洵的《六国论》纵横恣肆、气势恢宏，苏辙的《武昌九曲亭记》叙述细腻、灵动如画，而苏轼更以其不世出的天才之力，为中国古代散文艺术长廊贡献了诸多名篇，《留侯论》《日喻》说理生动，前后《赤壁赋》珠联璧合，均堪称传世名篇，使人感到回味无穷。
除了以上名家外，宋代还有两位作家值得我们关注。其中一位是女作家李清照，她在《金石录后序》中叙述生平坎坷，行文绵密，极富真情实感。另一位是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文天祥，他在《指南录后序》中写尽一腔悲愤，其中所流露出的拳拳爱国之情，千载之后仍动人心魄。由此形成第十二讲“李清照与文天祥：忧国伤时正气彰”的主要内容。
以上就是本书所精选精讲的20位唐宋散文名家名作。从魏徵、王绩、陈子昂、李白、王维，到韩愈、柳宗元、李华、白居易、皮日休；从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三苏”，到李清照、文天祥。他们的作品独出机杼，脍炙人口，或引经据典发人深省，或慷慨激昂饱含衷情，从中可窥见唐宋散文的创作理路、作家本人的人生际遇和唐宋社会转型期的宏大时代变迁。
唐宋散文对后世散文创作的影响极为深远，历代传诵不衰。明清散文的发展受到了唐宋散文的直接影响，刘基在《卖柑者言》中借小贩之口，对世道人心进行了犀利的讽刺，其中隐约可见柳宗元的寓言笔法。宋濂《秦士录》中的人物细节饱满，神采飞扬，与韩愈《张中丞传后叙》可谓一脉相承。《桃花涧修禊诗序》《环翠亭记》，下笔清秀简洁，又好似欧阳修的《醉翁亭记》。
至明代中期，“唐宋派”崛起于文坛，大力提倡学习唐宋散文。茅坤编纂的《唐宋八大家文钞》选辑了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八家文章共164卷。其中对每家又各附有解析性的说明。这个选本在当时和后世有很大影响，成为千万读书人初学文章的门径，几百年来盛行不衰。“唐宋八大家”的说法也由此流行开来。清代古文名家辈出，桐城派的古文创作引领了一代风气。以姚鼐、刘大櫆、方苞为代表，他们写文章师法欧阳修和曾巩，要求立论鲜明，语言简洁顺畅。桐城派弟子甚多，其文学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
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文写作逐渐流行起来，但唐宋散文作为中国传统文学创作典范，仍然对我们今天的语言表达与文章书写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作者为兰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