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出版后，学界为之震动。一时洛阳纸贵，一书难求。当时日本印刷出版技术较中国先进许多，铅字版较刻板本相比，价格也低廉许多。三年后，《元史译文证补》再版发行，部分返销回国内，以解学者之亟需。
梁启超和李思纯对洪钧的评价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其1923-1924年在清华学校和南开大学授课的讲义，第十五章总结清代学者整理史学、地理学成绩。他说：“现存正史类之二十四史，除《史记》、两《汉》及《明史》外，其余不满人意者颇多。”元代人所修宋、辽、金三史，在诸史中称为下乘，其中《金史》因官修之旧，较为洁净，《宋史》、《辽史》较粗。“辽地偏祚短，且勿论。宋无良史，实士夫之耻也。”
梁启超认同陆润庠的看法，认为明代所修《元史》，比元代所修宋、辽、金三史更粗糙，诸史中最差。“明洪武元年宋濂奉敕组织撰写《元史》，二月开局，至八月便成书，可见其潦草程度。蒙古人未入主中国之前，元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汗、定宗贵由汗、宪宗蒙哥汗四朝，西征中亚、印度，北征俄罗斯和东欧等事件，皆具世界性意义，本为《元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明代官修《元史》一概付之阙如。”
乾隆年间，钱大昕锐意重修，虽力所未逮，但做了大量拾遗匡谬工作，撰写了《辽金元史拾遗》、《二十二史考异》、《元史艺文志》、《元史氏族表》等。乾隆年间，有人从《永乐大典》中抄出《蒙古秘史》和《元皇圣武亲征录》，钱大昕认识到其珍贵价值，并存录了副本。正是这两部书的发现，元史学起了一场革命。
再后来，魏源道光间著成《新元史》90卷（迟至1903年才刻印），张穆将《皇元圣武亲征录》做了校正，李文田为《元朝秘史》做了注释。
尽管有这些成绩，但“元时之修国史，其重心实不在北京史馆，而在西域宗藩。有波斯人拉施特者，承亲王合赞之命，著《蒙古全史》，写以波斯文，实为元史第一瑰宝，而中国人夙未之见。至光绪间洪文卿钧使俄，得其钞本，译出一部分，而元史学又起第二次革命。”
梁启超简要概括了二十四史全貌，就元史而言，认为钱大昕是元史学第一次革命，洪钧是元史学第二次革命，这个评价已是很高了。
李文田《元朝秘史注》十五卷，1903年上海文瑞楼石印版。来源：作者提供
李思纯于1919-1922年在巴黎大学师从法国实证派历史学家瑟诺博司（Ch. Seignobos）学习历史研究方法，后转入德国柏林大学。1923年秋回国后，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译著《史学原论》（Introduction aux Etudes Hisroriques），这本书是瑟诺博司和法兰西国家藏书楼主任朗格诺瓦（C. V. Langlois）合著的，承袭德国兰克（Leopold yon Ranke）历史研究法。李思纯致力于元史研究，1926年出版《元史学》，深得陈垣、王国维、陈寅恪赞许，是当时史学界的新锐。他对洪钧的评价更高一些：
“洪钧于元史学之贡献，盖空前矣！”“钱大昕以推许《秘史》，何秋涛以校勘《亲征录》，遂并为元史学之两大纪念，彼《秘史》与《亲征录》，不过中国书籍之未彰者而已。而洪钧取材乃别出新途，首先于中国旧籍之史料外，更采取西方史籍，以证中国所未确，补中国所未闻，使中国域中之元史学，扩大范围，而为世界之元史学。”
“洪钧所驱役之史料，除中国所固有者外，乃及于波斯、阿拉伯、俄罗斯、法兰西、英吉利、德意志、土耳其诸国。盖自中西交通以后，用西方之资料，证中国之事实，本为吾人生于今日之职志，而洪氏实首开此例之一人也。”
“（洪钧）生于欧亚大通之时代，遭际运会，身为公使，乃得编征他方史料，以为参证。彼所取之材料，为中国向来未有之材料。彼之地位，实为中国元史学上之一骄子，而又能济之以勤劬搜索之才能。故元史学有洪氏，而其参证乃富，规模乃宏，吾人治元史学者，所当奉为先导也。”
清末边檄史地学风之盛
洪钧《元史译文证补》之所以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得到如此之高的评价，与当时的学术风尚密切相关。
据王蘧常《清末沈寐叟曾植先生年谱》（台商务印书馆1982年），光绪乙亥（1875年），沈曾植26岁，得张穆《蒙古游牧记》和《皇舆图》，“稍稍识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西藏山水脉络。”得单印本《蒙古秘史》，“如得奇珍，严寒挑灯，夜漏尽不觉也。”
光绪六年（1880年），沈曾植31岁，殿试第三甲第九十七名，赐同进士出身。此前会试，“第五策问北檄事，罄所知答焉。“卷不足，则删节前四篇以容之。”考官王先谦、朱逌然发榜时曰，沈曾植和李慈铭之经策为全考场最佳，学者皆知。主考尚书翁同龢阅卷后，“顾李㤅伯有负盛名”，对沈曾植“特加奖借”。
由是，沈曾植在蒙古地理学方面的名声隆起，得以先后交结朱一新（蓉生）、袁爽秋（昶）、李仲约（文田）、黄漱兰（体芳）、盛伯熙（昱）祭酒、文道希（廷式）、王幼霞（鹏运）、李㤅伯（慈铭）。“与㤅伯讲习尤契，人称沈李。”
李慈铭《荀学斋日记》（乙集上），同年10月14日记云：“沈子培来久谈，且送其行卷来，近日所罕观也。”第五策言北檄外诸国，钩贯诸史，参证舆图，辨音定方，视余作为精彩矣。”
梁启超说，自清代中叶钱大昕之后，朝野一直看重西北历史地理研究，首要因素是因其与国势边事攸关。沈曾植和李慈铭之事，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当时学者深知，边檄史地是朝廷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会试策问必考题目。沈曾植1875年开始下功夫研读边檄史地，1880年凭借一篇出色的策问文章考取进士。主考官和考官都是学问渊博、有学术权威之人，由于他们的褒奖，学者们都想一睹沈曾植的卷子。同考场的李慈铭当时已52岁，以学问著称，看了沈曾植的卷子，坦率承认比自己的答卷更佳。二人自此成为讲习学友，人称“沈李。”
据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卷四），从光绪四年（1878年）2月底至4月初，其查检翻阅的书目中，有涉及边檄史地的著作：
《南村缀耕录》三十卷：元陶宗仪著。“非小说家，无精义，然从田间忆朝事掌故如此其详，记分亦不可及耳。读《元史》者要不可不见。”
《西征记》一卷：明太祖。《北使录》一卷：李实。《北征事迹》一卷：尹直。《正统临戎录》一卷：哈铭。
《北征录》一卷，《后北征录》一卷：金幼孜。所记永乐八年、十二年征胡事。
《北征记》一卷：无撰人。记永乐二十二年征胡事。
《西征石城记》一卷：马文升。记化成丁亥宁夏土达满四。
《安抚东夷记》一卷：马文升。记化成十二年安抚海西建州卫夷事。
《兴复哈密国王记》一卷：马文升。记弘治中立元裔丹巴为哈密王事。
《平番始末》二卷：许近。记前事，许时任其事。
《边防纪事》一卷：高拱。记隆庆初在内阁等筹虑大边防事、奏议颇通伟。
《伏戎纪事》一卷：前人。记俺答孙把汉那吉来降，招抚封贡事。
《鞑虏纪事》一卷：前人。记用张学颜巡抚辽东，御建州夷酋人犯事。
《星搓胜览》一卷：费信。《瀛涯胜览》一卷：马欢。二人永乐间皆从太监郑和泛海使岛夷者，所记略同。
《朝鲜记事》一卷：倪谦。景泰初使朝鲜。《使琉球录》一卷：陈侃。嘉靖间使。
《译语》一卷：前人。记间谍所得虏情及虏语。考北塞外地理者宜观。
赵烈文早年考取功名未果，后“附丽权贵”，充任曾国藩幕僚，后通过曾国藩举荐，做了几年易州知事。1878年时，他已47岁，“百事俱灰，立足不摇，心志转为恬静一流。”这些书籍大概是他过去备考书中的一部分，由此可知当时学者对边檄史地之看重。
国际学术新趋向之驱动
沈曾植年谱中提到，1893年，即洪钧去世那年，“俄罗斯使臣喀西尼以俄人拉德禄夫蒙古图志中唐阙特勤碑、突厥苾伽可汗碑、九姓廻鹘可汗碑景本，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屬为考释。公时在译署，因作三碑跋以覆俄使。俄人译以行世，西人书中屡引其说，所谓总理衙门书者也。时他塔拉文贞公（志锐）方为乌里雅苏台将军，亦拓阙特勤碑以遗盛伯熙祭酒，祭酒跋之，公覆书其后，于是三碑始渐著于世。”
这段话所说的是著名的鄂尔浑碑铭。1890年前后，俄国考察队在叶尼塞河（Haut Ienissei）上游和鄂尔浑（Orkhon）发现大量古代碑铭。俄国学者拉德罗夫（W. Radloff）1893年将若干图片结集出版，题为《蒙古古代文物图集》。由于对碑铭内容不解，俄国大使将书送至总理衙门，请中方学者帮助考释。当时沈曾植在译署，为三篇碑文撰写了跋文，拉德罗夫方知这些碑文是古代突厥文，并根据碑文中文对音，初步识别突厥文，于1895年在圣彼得堡出版《蒙古的古突厥文碑铭》，附上沈曾植跋文，称“总理衙门书”。1897年出版《续编》，1899年出版《三编》。
这些碑文是公元7世纪、8世纪的遗迹，是突厥民族最早的文字记录，其民族学、语言学、历史学、历史纪年学价值无可估量。拉德罗夫书发表后，顿时引起欧洲各国及土耳其学者的关注，轰动一时，由此开创突厥学新纪元。由于拉德罗夫书中所引“总理衙门书”，是破解这些碑文最为关键的文献，后为西方学者反复引用，“总理衙门”学者亦因之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尊重。
沈曾植所撰写鄂尔浑碑铭释文，引用了耶律铸的诗文《取和林》。耶律铸是耶律楚材之子，字成仲，号双溪，其母亲苏氏，是苏东坡四世孙、威州刺史苏公弼之女。耶律铸文学修养很高，诗集名《双溪醉隐集》。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辑出六卷。《取和林》诗在卷二，有注文如下：
“苾伽可汗之故地也。岁乙未，圣朝太宗皇帝城北起万安宫，城西北七十里，有苾伽可汗宫城遗址。城东北七十里，有唐开元壬申御制书阙特勤碑。按《唐史突厥传》阙特勒骨咄禄可汗之子、苾伽可汗之弟也，名阙。可汗之子弟谓之特勤。开元十九年，阙特勤卒，诏金吾将军张去逸、都官郎中吕向携玺书使北吊祭，并为立碑。上自为文，别立祠庙，刻石为像其后，迄今存焉。其碑额及碑文，特勤皆是殷勤之勤字，唐新旧史，凡书特勤皆作衔勒之勒字，误也。诸突厥部之遗俗，犹呼其可汗之子弟为特勤。勤谨字也，则与碑文符矣。碑云，特勤，苾伽可汗之弟也，可汗犹朕之子也。唐新旧史并作毗伽可汗，勤苾二字，当以碑文为正。”
沈曾植据此从《唐书》抄出碑文原文，改过勒（勤）、毗（苾）二字，稍加说明，即成此事。由于此事，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大显于世，耶律楚材的《西游录》和《湛然居士文集》也备受重视。耶律铸之子耶律希亮也被发掘出来，清中期尚有人见其诗文《素轩集》，但已很久不传。此后几十年里，一直有学者在搜寻。
四库全书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二，《取和林》诗文及注释。来源：作者提供
俄国大使请总理衙门帮助考释鄂尔浑碑铭时，珍妃堂兄他塔拉（志锐）任乌里雅苏台将军，他将阙特勤碑拓片送至北京，盛伯熙写跋，附沈曾植释文。于是，盛伯熙以考据三碑而称名于世。
清末民初之际，蒙古史、突厥史均为世界性重大研究课题，而蒙古史学为核心，欧美日诸列强政府和学者无不亟亟奔走，争先恐后。通过鄂尔浑碑铭一事，中国学界亦深知元史研究之重要性更甚于过往。因是之故，洪钧《元史译文证补》恰逢其时，甫一出版，即得到一致好评。
內藤湖南名著《近世文學史論》论，昭和14年（1939年）出版。来源：作者提供
内藤湖南之观察
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第十章第二节“元代的书及史料”中，将耶律铸的书置于很靠前的位置。他说：“元初有一位特别不可思议的人物，即耶律楚材之子耶律铸，他著有一部《双溪醉隐集》。”可以看出耶律铸对历史尤其是古代地理很有兴趣，文集中很多关于地理的内容，诗里有各种关于地理考证的绵密注释，颇为有价值。“近年在调查和林蒙古人所造万安宫遗址时，此书就成了重要的材料。”由此可见，内藤湖南对耶律铸的书是多么看重。
内藤湖南于1866年生于秋田县，名虎次郎，其父内藤调一是旧南部藩儒。内藤湖南精通汉语，自1899年始，曾来中国10次，与文廷式、沈曾植、柯绍忞、郑孝胥、罗振玉、王国维等相熟。他的《中国史学史》第十二章“清朝史学”部分，底本是他1925年在日本京都大学授课稿。该章“西北地理之学”一节，对于清末民初元史研究评述详实有据，可观中肯，有独到的洞见。
内藤湖南认为，清末元史和西北地理研究达至鼎盛，除国势边关因素之外，也与盛昱（伯熙）有关。盛昱是清室宗亲，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直系后裔，祖父是协办大学士敬徵，父亲是左副都御史恒恩。盛昱于光绪二年（1876）考取进士，授编修，后任国子监祭酒，精通经史舆地及清代掌故。内藤湖南说，“盛昱本人的著述不过是对《阙特勤碑》的考证而已，但他感召了一些有才志的清流派文士。”
正是盛昱得到了蒙文《元朝秘史》，并促成了李文田、文廷式等人的研究，他们二人和缪荃孙、沈曾植都经常出入盛昱的府上。清末后期致力于西北地理研究者，皆是进士中的优秀人物。洪钧以进士及第状元，文廷式为进士第二名，李文田为进士第三名。可惜，盛昱殁于1899年，才50岁。李文田40多岁去世，文廷式也不到50岁。由于过早去世，他们都没留下很多著作。
内藤湖南又说，洪钧也是寿不长，儿子也死的早。由于将书稿委托了陆润庠、沈曾植，经此二人之手得以出版。《元史译文证补》与以往引用西方材料的书，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寰志略》不同，它的确是直接引用欧洲人著述的著作，是空前的。唯一遗憾的是，此书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并未完成。他虽然翻译了拉施特书，但遗漏了其中不可或缺的五、六个传。
徐继畬的《瀛寰志略》，道光戊申年（1848年）厦门刻本。来源：作者提供
内藤湖南与沈曾植有过交往，关于洪钧未及完成的稿本，内藤湖南书中写道：“据沈曾植本人对我说，此稿本虽散乱，但大多保存在他那里。可惜直至沈曾植去世，也未能将其完成并予以出版。”“文廷式生前就说过，沈曾植是当时中国史学第一人。”“总之，沈曾植具有比洪钧更加广泛的历史知识，在西北地理学方面，是洪钧以后第一流的人物。他与那珂通世博士同年。”
“洪钧作为公使曾住俄国、德国，那时，他已有志于使用外国的材料研究元史，知道了波斯人拉施特（Rashid- eddin）著作《史集》（Djami ut-Tevarikh）的存在。但由于不懂波斯文，于是努力寻找译文，终于找到著名的多桑（D’Ohsson）《蒙古史》（Histoire des Mongols）。后来，虽然见到英国人霍渥思（Howorth）的《蒙古史》，但此书并不是拉施特书原本的翻译。他知道对拉施特的书来说，最为正确的译本是俄国贝勒津（Berezin）的翻译。此外，洪钧还找到了俄国喀山大学教授、德国人哀忒蛮（F. Erdmann）的《古代突厥、鞑靼和蒙古诸民族概况》，该书将拉施特书中《部族志》摘译成德文。如此，欧洲人关于蒙古史的著作，洪钧大都见到过。”
“洪钧通过研究发现，拉施特关于成吉思汗的记载，和《圣武亲征录》是同一个来源。那珂通世博士之所以急于见到《圣武亲征录》，就是因为他读了《元史译文证补》。钱大昕以来，学者最重视的一直是《元朝秘史》，至洪钧的书一出，人们才开始注意到《圣武亲征录》的价值。当然，《秘史》也有胜过《亲征录》的地方，但无论如何，《元史译文证补》不论对中国或日本的蒙古史研究来说，都是一部划时代的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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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景祥，系“澎湃”特约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