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桑与梓,必恭敬止”
转自:团结报
□ 宋春伟
《脚步是文化的刻度:费孝通文化随笔》收集了费孝通先生40余篇散文随笔。这些随笔上自民国后期,下至20世纪末,以20世纪80年代所作为多。文章各自成篇,原本散见于各处,如今联珠作集,天然玉成。字里行间体现了费孝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思,对师长、亲友的思念和对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关系及发展的洞见,读之隽永不绝。
文化的力量
物换星移,当今之世比之费孝通昔时已颇历变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时代瞬息万变,全人类面临着复杂的挑战和议题。然而,书中文字读来亲切,不失新鲜之感。如作于1947年的《漫谈桑梓情谊》一篇提到乡土关系的退化,“自己一生中,早年和现在,对于乡土关系的日渐疏淡,差不多已成了无处值得留恋,无处不能驻足的游移分子。再看看别人,这显然是一个相当大的趋势。”于今日亦足共情。“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历久弥新,想来是基于文化的力量。
“文化”,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根基,一个群体、一个机构,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不可能走得长远。即使一时勃兴,也难以在历史长河中留下长久印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从优秀传统中汲取力量,加强新时代文化建设。作为一名数学研究者,我深知数学也是一种文化,一个人是否受过这种文化熏陶,在观察世界、思考问题、作出判断时会有很大差别。与此同时,数学开阔人的视野,增添人的智慧。学习数学以明辨,有助于很快抓住关键、洞察入微,而不被表象迷惑。追溯数学之源,比照中西教育,可以看到数学文化与国家实力、创新人才培养息息相关。
传统与超越
尽管费孝通坦言“因为缺少国学的知识,我也吃了很大的亏,讲中国文化的时候,我不容易体会到深处的真正的东西……我同上一代人比,在中国文化的底子上差得很多”,固为诚恳谦辞,同时指出“一代人有一代人面对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处”。在中国社会学史上,费孝通被称为第二代学者中的领头人。他的上一辈人,包括费孝通的老师潘光旦、吴文藻、吴景超等人,大约在五四运动期间开始相继登上学术舞台,领一时之风骚,而费孝通实可谓当世通人。他结合现代社会人类学和中国文化传统对乡土中国的研究、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创见、特别是以十六字箴言为代表的“文化自觉”和创造“和而不同”全球社会的理论,无不彰显智者光芒。
甘肃礼县出土的秦公簋铭文有云:“受天命鼏宅禹迹”,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生长在世界东方这片厚重的土地上,自古即体认到“君子和而不同”,有着包容开放的政治文明传统,向往“近者悦,远者来;德不孤,必有邻”。亨廷顿从西方人的视角仅看到利益和冲突,未免有不见森林之憾。两相对照,费孝通从人类学角度得出的多元性文化世界观显见境界更高。在时代深刻变革的今日,超越文明冲突,通过交流互鉴促进文明繁荣、实现创新跨越,堪为现世太平策。
汤因比提出了“往复模式”理论,揭示了中国文明的人文主义价值观符合新时代人类社会整合的需求,以及亚洲人也可以在西方人领先的领域赶上和超过西方人。可惜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未得以出现费孝通与汤因比之间的文明对话,让后人为这一想象里的中西鹅湖盛事而有所怅然。
工业文明、道德与实践
作为民盟中央原主席,费孝通风尘仆仆,带领民盟专家用脚步丈量土地,实地研究长三角、珠三角、黄三角、黄河上游(西北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南地区、环渤海地区、京九铁路沿线地等区域发展的历史,很多当初考察调研得出的建议成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策之重要参考。
工业文明之勃兴仰赖自然科学,长远发展更须重视精神基础。书中《经济中的道德力量》一篇提到厉以宁在著作中关心人的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指出“人文世界是一个总体,它不会因学科分类而割裂,反倒需要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文中还提到韦伯关于新教信仰促进和启动资本主义的问题,“韦伯指出建立一种新的制度,规范一个做人的新规则,必须要有一种推动它的精神力量”。韦伯以现代化和理性化来批判传统,导致其后的西方学者普遍追随其权威性,从而倾向于将传统看作现代化的反面和障碍,然而这缘于未能体认世界范围内所谓传统是一个多元的复杂建构,特别是失察于中国传统中儒家思想的“天人性命之学”所含有的对政治社会的批判意识和超越,故而难免其局限性。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自应不忘历史、牢记使命,致力于贯通“旧邦”与“新命”,推动中华文明蓬勃振兴创造性发展,续写时代新篇。
(作者系民盟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