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北京日报 | 作者 俞耕耘
作家朱西甯（1926-1998）
《华太平家传》 朱西甯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朱西甯的《华太平家传》有种迷人气息：它是它自己，它是另一类。1980年，作家动笔，其间手稿被毁，七次易稿，原计划百万篇幅，最终遗稿五十余万字。未竟的遗憾，并不减损此书的雄心——他试图以家族自传写生命之书，完成灵魂检视，承载国族历史、文明传统与现代性的思索。甚至，此书更像自我的密约，并不在意读者或出版，没什么期待视野。作家靠早年经历，召唤记忆之场，用文学空间重返北方乡村的生活世界。
现代性反思与怀乡式追忆
《华太平家传》虽以家族纪事为名，却有书写民族心性、意识嬗变的春秋笔法。华太平家，实为中华太平的希冀，家国同构的托寓。它对应小说里两个时空系统，前者是历史的前台，后者是家族流离的地域背景，朝与野的生活掩映记叙。如同《诗经》里对周人西边兴起、不断东进的世系吟咏。小说也远绍先祖，从太公的关东家业说起，后经甲午败落，祖父一家流离迁往关内。家恨国愁与离乱之苦，成为书写情结。《华太平家传》成为朱西甯晚期风格与抒情传统的集中呈现。现代性反思与怀乡式追忆，并重且合一。
小说用极大体量只写1900年之后两年的事，形成叙述密度的极致反差。时间被空间场景扩张，记事被延宕甚至出离，很容易使人联想普鲁斯特与乔伊斯的现代主义。幽隐并不征显的情节被冲散淡化，无数生活细节堆叠早年体验。朱西甯就像采诗官，观礼而巡民风。小说对方言俚俗，农活起居的迷恋讲解，丝毫不亚于人类学家的民族志书写。以至于我们产生错觉，在动荡时局之外，另有平行世界：展开民间风情生活长卷。
一种描述性的散文文体，压倒了叙事性，达成节奏慢放徐回的感官效应。这些凝结于作家对天人、大地共在的自然感召之上。小说多以时令、节日为章节之序，传达叙述逻辑：应时而顺生，重天道任自然。农事与作物，关乎人事人际，是家族兴衰的征象。即使庄户人打打号子，有调没词儿，也被赋予与土地牲畜的对话应和，是亲近原始、野性、血气的情感联结。看似枝蔓的描写，也有深层暗示。如我父将号子和赞美诗对比起来，传达出身份意识与文化心理的反差。他生性腼腆，面皮太薄，拉不下脸去喊号子，“到底不是个土生土长地道的庄稼汉”。
我父的生活世界是乡村日常，繁复琐屑，周而复始就是底子。棉花炸包吐丝，赶收棉包，油菜两麦布种，作物周期与历史进程交错，以物事说人事的推移视野，表达农业时代的时间体验。它很像法国新小说派包含的恋物与自然主义，以物品生发记忆感知、意识联动，重构并定格了经验世界。朱西甯对北方民俗之白描，既承续宋元话本说话艺术的活力，又如《醒世姻缘传》对世俗烟火的百科重现。在我看来，此作对社会生活史的文献意义，丝毫不亚于其文学价值。
价值的融通与转译
重要的是，作家抱有文化自信，华家并不畏惧文明碰撞，而是坚信中国传统能以兼容调和及吸纳姿态，与西方达到豁如自洽。小说里既有一味看不惯洋人、毫无道理与洋人作对的当差雇工，也有“把洋人看得不知多高多大”的媚外之人。“能像我父不卑不亢对待洋人的，可少之又少。”这源于一种历史智慧。对待西方，还是要靠执中的德行，中庸就是适度、辩证与理性。
祖父身教言教的核心即是习得人生的尺度、鉴别的智识。“倒靠祖父和叔叔帮我父调理出个根本来，截长补短——咱们土，人家洋，土洋一较量，谁长谁短不难比得出来，那就拿人家长来补自个儿短；洋人的短，不光是不能要，还要当面镜子照照自个儿——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表面看，华家人学习西方，实际是一种本土转化，文明互鉴与中西互释。无论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皆有嫁接、挪用思想资源的再创造。问题是体与用，主与客，如何取得解释权。显然，小说人物基于传统文化主体性看待西方。
祖父以中国《易经》阐释洋经，汇通比照，能通更多道理。这正是“小学”里的“互训”学问。作家已然将士大夫传统、儒家礼乐教化、道家自然观，内化为心理积淀，从而实现价值的融通与转译——如报恩与信义、忠恕与救赎、仁爱与博爱之结合。小说借花生譬喻，发表见解——“传来时都还叫洋花生，叫番豆”，如今只用大花生、小花生和土花生来区别。洋花生收成起来不一样，人家只收花生米儿，不收带壳花生。洋人也有新面貌，通中国人情，懂地方世故。
现代文学史里的稀缺形象
不合时宜，不符水土的排异性，要先“剥壳”去除。这种基于实用主义、世俗化的信仰，乃是一种“实用理性”。在小说里，可概括为：学为好人，通达明理的伦理价值。“一正压百邪，不光是对神奇鬼怪，对为人处世也是一样，是我父一辈子都坚守的根本。”它变成庭训家风，存正气，则阳气盛，“倒是仇恨、贪心、骄傲、欺人、嫉妒那些鬼才可怕”。作家用儒家道德力量、浩然之气解释人生历练与修养。李二老爹就成为乡贤典型，寄托了士绅理想。
“像咱们流落到此，李二老爹和庄子上许多人家都是素不相识，何止是照应——给房子住，给塾馆教、给上好工钱干活，更还有亲如父子弟兄的交情。”这个爱思爱想的老长辈，互助救济的仁爱者，是上万上千庄户人家里也难得出来的“一个顶尖尖人物头子”。他成为我父精神上的刻痕，为人行事的楷模。作家谈华家之兴，始终看重“贵甚于富”的道德自信、文化熏冶。我父的耕读，就是涵咏与反刍，知行合一。他把中西的经都拿来写仿背记，品品大小道理，琢磨酸苦滋味。“这不是啥了不起的能为！啥也不当用，成不了主贵”，“可庄户人家就是少的这些，才日子过的没巴望”。
这正是小说的可贵视野，“发现”了摆脱无意识生存、蕴含精神信念与反思力量的农人形象。朱西甯有无法归类的独异性，构成新文学传统以来别样乡土风景。我称其为：接续传统，异于传统，反思传统。他的文本既有鲁迅的国民观察，也有废名、沈从文等京派文人的抒情。然而，他远离传统文人本位的启蒙话语，并不接受中心向边缘、自上而下的批判式唤醒，同情式怜悯。那种知识分子还乡，以城市审视乡土的视角被消解了。取而代之的是自我的亲证，乡土的成长，乡人的自觉。
他塑造现代文学史里的稀缺形象——与洋人谋事交际的农民，充满现代性的乡野。犹如一个新感觉派作家历经田野调查，呈现斑驳的“土洋叙事”。小说中的北方乡村纪事，实质却是重构、超然，印象主义的怀乡书写。可以说，作家用繁复生活细节（我谓之具象主义的超写实），不断夯实记忆空间。在现实主义的面貌里，深藏被压抑的现代性和浪漫主义的抒情性。这种近乎“生活流”的物质性，承载着意欲浮现、情感附着的精神托寓。
（作者为书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