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据韩国《中央日报》消息，首尔回生法院于12月12日在官网发布公告，表示当前韩国电影人总联合会的债务已超过资产，且难以通过自身营业产生收益，因此被宣告破产。《朝鲜日报》、韩联社等媒体称，作为韩国电影大钟奖的主办方，韩国电影人总联合会的破产可能导致大钟奖的主办权在资产处置中被出售。
韩国电影大钟奖始于1962年，与韩国青龙电影奖和韩国百想艺术大奖并称为“韩国三大电影奖”，距今有60余年历史。2006年，在由SBS电视台与专属电影机构的一项网络舆论调查中，大钟奖被近36.7%的观众评为业内最具权威性及公正性的电影节，而青龙奖和百想艺术大奖则分别以22.8%和14.2%的成绩列于第二、三位。
大钟奖的颁奖历程中，曾涌现了众多优质作品和诸多优秀影人。2002年。全智贤凭借《我的野蛮女友》获得第39届韩国电影大钟奖最佳女主角奖。2003年，宋康昊凭借《杀人回忆》获大钟奖最佳男演员，《杀人回忆》也被评为最佳影片。同届，孙艺珍凭《假如爱有天意》获得最佳新人女演员。此外，全度妍、金允珍、崔岷植、元彬等也都凭借高口碑作品收获过大钟奖最佳演员荣誉。
然而，据《韩民族日报》消息，大钟奖近年来饱受利益冲突困扰，内部决策失误下的混乱运作使大钟奖在从业者和观众心中已逐渐失去权威。2012年起，韩国电影人总联合会与旗下各协会间因大钟奖主办权私有化及利益分配问题产生纠纷，有关大钟奖的争议也在随后几年愈演愈烈。2015年，大钟奖突然设置新规定，不向未出席颁奖礼的获奖者颁奖，导致大批演员选择缺席抵制。2016年，大钟奖再因导播不礼貌言论引发观众争议。此后，大钟奖由于评审公正性、代理颁奖等原因而长期陷入出席嘉宾少、观众争议大的困境，此次破产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大钟奖近年来“运作混乱的情况”。
2020年，因疫情影响，第56届韩国电影大钟奖颁奖礼以云直播方式进行，由奉俊昊执导的影片《寄生虫》拿下了最佳作品、最佳导演等5项大奖，李秉宪、郑裕美分别凭借《白头山》和《82年生的金智英》斩获最佳男、女主角奖。2022年，大钟奖要求控制奖项数量，最终《分手的决心》仅收获大钟奖最佳作品、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剧本3个奖项，汤唯则通过此片获得最佳女主角提名。今年11月15日，第59届韩国电影大钟奖举行颁奖典礼，再次放开奖项数量限制并首次为剧集设立奖项，向《混凝土乌托邦》颁发了最佳作品、最佳男主角、最佳女配角等6个奖项。崔岷植、韩孝周则分别凭《赌命为王》《超异能族》获最佳剧集男、女演员奖，《超异能族》获最佳剧集作品奖。不过与前几届相同，仍有许多嘉宾选择缺席大钟奖现场，观众热情较多年前也有大幅下降。
除了混乱运作引发的奖项权威性争议外，疫情后低迷的韩国电影市场也是大钟奖当下尴尬处境的一大诱因。2019年，韩国电影《极限职业》打破韩国影史喜剧类电影票房纪录，登顶本土销量榜首位；同年，《寄生虫》在戛纳捧得首座金棕榈后又在次年斩获四项奥斯卡大奖，并成为首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非英语电影。然而，这两部标志性影片取得的辉煌成就却是韩国电影近几年最后的高光时刻。
2020年疫情蔓延以来，韩国电影市场遭受重创。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统计，2020年韩国影院销售额出现2005年来最低值，其中院线观影人数不到6千万人次，同比锐减73.7%。一方面，韩国代表性的类型片创作陷入同质化僵局，观众审美疲劳，从业者的原创动力受阻；另一方面，Netflix、Disney+海外流媒体平台在韩国OTT市场的强势入局也进一步挤压了韩国本土电影的生存空间，一时间韩国电影行业人才均开始向海外项目倾斜。今年，韩国本土电影的拍摄量不足20部，远未达曾经年拍摄量的十分之一。
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消息，2023年海外电影涌入韩国市场进一步导致了本土电影占有率的降低。今年，在以往电影需求旺季的2月，韩国本土电影占有率达历年2月中最低值，其中销售额占有率为19.5%，观众占有率为19.8%，票房前三位的电影《灌篮高手》《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潮》《泰坦尼克号》均为进口片。委员会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韩国整体观影人数为5839万人，仅占疫情前2017至2019年平均值的57.8%。虽然今年《首尔之春》的不俗表现为冬季票房注入了活力，但观影人数仍未能恢复往年水平，电影窗口期体系的大幅缩短也使观众线下观影的意愿连年下降。
回观大钟奖从辉煌走向没落的历程，在一定程度上也展现了韩国本土创作电影市场的兴衰起伏。当下面临行业变革的重要关口，韩国电影或许只有慎重取舍，平衡好原创性与商业化，才能为内忧外患下的本土电影谋求一条驶出逆境的新路。虽然现在谈“韩国电影已死”远为时尚早，但不可否认的是，从走出困境到再现昔日辉煌，韩国影人们还有很长一条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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