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决定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染水排入海洋，这一举措引发了关于核安全的热议。1986年发生在苏联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也在公众视野中被频繁提及。哈佛大学乌克兰史教授沙希利·浦洛基的《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下文简称《切尔诺贝利》）便是有关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权威史学著述。
该书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诞生讲起，详细考察了事故发生的来因去果，并追踪至21世纪事故核电站新石棺的落成。此书于2018年一经出版，便获得当年英国顶级的非虚构文学奖——贝利·吉福德奖。
《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增订版）》，作者：沙希利·浦洛基，译者：宋虹 崔瑞，版本：万有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11月
管理层、执行层以及普通百姓视角下的“切尔诺贝利”
通过对学术史的了解，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切尔诺贝利》在史学界的地位。自该起事故发生以来，物理学家、生态学家和医生们所作著述汗牛充栋，史学界的研究只能说是后来居上。早期的西方著述常常落脚于事故所反映出的苏联体制缺陷及西方社会的优越性。而苏联的相关学术史，则不得不穿插在苏联国力式微、乌克兰独立与苏联最终解体的历史洪流中（该书第十八节亦有所提及）。
苏联早期相关的史学著述为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所限，往往聚焦于普通事故清理者们的英勇气概。随着戈尔巴乔夫不断深入推行“公开性”（гласность）政策，对苏联政府应对切尔诺贝利事故的争论愈加激烈，并涌现出一批以阿拉·亚罗申斯卡娅（Алла Ярошинская）为代表的作家。他们披露了事故反应堆堆型及核电站的设计与建造中的缺陷、苏联及乌克兰当地政府隐瞒事故规模并造成民众身体健康受损的行为，持强烈的批判立场，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乌克兰脱离苏联的进程。苏联解体后，与事故相关的档案逐渐被官方解密，或为民间所披露，参与处理事故人员的回忆录也日益丰富，围绕切尔诺贝利事故出版严肃的史学著述成为可能。
浦洛基出生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成长于乌克兰。他不仅可以利用乌克兰语、俄语、英语等语种进行相关研究，还拥有相关的文化背景和亲历者的视角。该书的史料主要来自乌克兰国家档案馆、乌克兰出版的档案集、苏联和乌克兰的报纸报道与期刊文章，以及事故亲历者的回忆录和口述材料，因此叙述具有相对明显的中下层视角，即展现了管理层、执行层以及普通百姓视角的“切尔诺贝利”。此书史料翔实、文字平静而富感染力，总是能让读者感受到作者对人性的关怀。
《切尔诺贝利》（2019）剧照。
“苏联的事故”还是“核能的事故”？
或许可以从切尔诺贝利学术史中一个经典的问题出发，来解读浦洛基对“切尔诺贝利”的关怀，即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是“苏联的事故”，还是“核能的事故”？支持前一观点的学者，例如大卫·马普尔斯（David Marples），强调苏联体制或是漏洞百出的苏联核工业导致了事故的发生及后续的负面影响；秉持后一立场的学者，例如安娜·文德兰（Anna Wendland），认为该起事故实际上反映了“技术和社会体制的不稳定状态”，原则上可能发生于任何国家。
浦洛基的这本书，在较大程度上呼应着前一种观点。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设计、建造和运营阶段，各级工作人员都面临着苏联式计划经济所施加的指标压力。政府的经济计划要求配套的能源计划，向执行者们索要的是更短的完工时间和更高的电力产能。因此，负责研发和设计核反应堆堆型的苏联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以及苏联中型机械制造部，选择了发电更为高效、成本更加低廉的石墨反应堆（РБМК型，也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中的反应堆堆型），而非更安全的水-水动力型反应堆（ВВЭР型）；建造反应堆的管理者与施工者则出于最小限度延误工期的目的，常常采取偷工减料、粗制滥造的行为（更何况原材料的短缺也常致使建造无法按计划进行）；新任苏联能源与电气化部部长追求超额的生产任务，因此降低了核电站例行的检查和维修频率，以免核电站关闭的时间过长，耽误电力的产出。
这些隐患不止一次导致核电站出现故障，大型事故一点即爆。
《切尔诺贝利》（2019）剧照。
1986年4月25日夜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反应堆的涡轮机测试，就是这根导火索。消防员、工程师、士兵和科学家们，无论是对情况稍有了解或是为宣传所蒙蔽，无论是被威逼或是为利所诱，都在事故现场以极大的牺牲精神前赴后继，也在历史上留下一曲悲歌。浦洛基的文字，将读者带入了那个满目疮痍的灾后现场。我们仿佛听到事故清理者和调查者们一边竭力工作，一边无奈叹息。与此同时，官场百态也展现于纸上。受宣传影响，一些官员坚信反应堆堆芯不可能发生爆炸，从而低估了事故的规模；一些官员由于害怕作出错误尝试而担责，未得指示不敢擅自行动，耽误了灾后管理工作的推进。政策研究者爱德华·盖斯特（Edward Geist）也指出了这些现象，并提出苏联各机构风险评估不同结果间的矛盾，耽误了苏联政府对事故作出及时反应：一方面，苏联体制所特有的机密性和孤立性，阻碍着这些风险观念在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的交流；另一方面，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之初的信息失真，加剧了苏联政府对事故反应的功能失调。
由于上述诸多苏联特有的弊病，事故发生时苏联政府的迟缓反应及其他不合时宜的举措，为日后自身合法性被动摇埋下了祸根。例如，在事故发生一天多后，核电站周围居民的撤离工作才开始进行；苏联及乌克兰政府起初有意向民众隐瞒了事故及灾后辐射水平的信息；严格限制灾区同外界的通信往来；西方电台甚至先于苏联官方向苏联人民发出了做好辐射预防措施的通知；等等。与此同时，苏联决策者们顾虑的是避免民众恐慌，避免西方攻击苏联的核工业和科技水平。于是，在能源与电气化部（负责管理核电站）和中型机械制造部（负责设计反应堆）早就开始相互推诿的背景下，为保护苏联核工业和科技水平的名声，最高法院判决核电站方全责，即将事故完全归咎于涡轮机测试操作员的失误。而苏联核工业的开拓者叶菲姆·斯拉夫斯基所管理的中型机械制造部，则在事故定责中隐去了身形。
更有甚者，有关事故原因的这一结论，也被苏联提交至国际原子能机构，成为向全世界宣布的事故起因（见该书第十七节）。而在这个过程中，苏联官员们并未将灾区居民们的身体健康状况放在首要位置。如此一来，对于普通居民和事故清理者而言，面对灾难无所依的无力感，很容易使他们从无神论者变成神的信徒。民心业已动摇。在戈尔巴乔夫推行“公开性”政策的旗帜下，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在乌克兰孕育出一场来自下层的独立运动，并最终危及苏联政府的合法性。
乌克兰独立、苏联解体后，“苏联体制”不再，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际遇又如何？浦洛基继续讲述着切尔诺贝利“劫后重生”的离奇命运。被人民选举出来的乌克兰新政府，并未下令关闭核电站，反而出于经济考量，意欲继续利用它发电。如同放弃核武器换取美国的巨额贷款，乌克兰政府亦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作为筹码，同西方展开了经济援助的谈判。浦洛基敏锐地指出，这不仅是“核勒索”，更是一国“追求经济发展与世界安全的冲突”。不过，这又何尝不是苏联当年因经济计划指标而不得不面对的冲突之一呢？
《原子与灰烬：核灾难的历史》，作者：[美]沙希利·浦洛基，译者：李雯露 王梓诚，版本：万有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10月
为了回应那些对苏联政府在切尔诺贝利事故中的反应是否“独特”的疑问，浦洛基于2022年出版了新作《原子与灰烬：核灾难的历史》（Atoms and Ashes: A Global History of Nuclear Disasters）。他在书中分析了六起重大核事故的来龙去脉。尽管每起核事故的起因不尽相同，但浦洛基注意到各国政府处理核事故时一些共有的模式。例如，冷战双方和早期核军备竞赛的参与国，为了实现国际或国内目标，都准备冒险使用未经测试的核技术；不同国家的政府在处理事故后果相关信息时，起初都会本能地隐瞒、压制和扭曲信息。然而，浦洛基也明确指出，即使不同国家发生核事故的原因存在某种程度的共性，苏联核事故的起因仍有其“特别”之处。例如，仅有苏联的管理人员和工程师为实现越来越高的生产配额目标，会有意违反安全规定，政府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只有苏联的媒体在报道事故信息时，扮演了截然不同的角色。
浦洛基以福岛核电站为例，指出核事故仍会继续发生。换言之，他在一定程度上同意，切尔诺贝利事故自有其“核”事故的一面，并呼吁，无论核事故因何而起，保持发展核项目的国家之间紧密的国际合作，才是人们应当从切尔诺贝利中吸取的教训。
《切尔诺贝利》（2019）剧照。
弱化了苏联高层的相关活动
浦洛基的《切尔诺贝利》为读者展开一幅有关切尔诺贝利前世今生的百态绘卷，是了解这起核事故以及苏联末期社会生活的最佳读物之一。
不过这幅绘卷仍有待绘制之处。该书相对明显的中下层视角，突出来自下层的独立运动不可小觑，不过也弱化了苏联高层的相关活动。苏共中央政治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工作组，事实上是政府事故处理最高委员会的顶头上司，负责协调所有相关部门之间的工作。1986年5月初，“公开性”政策的奠基人雅科夫列夫（А. Н. Яковлев）作为事故信息发布的负责人，加入政治局工作组。围绕事故信息的发布政策，苏共领导层内部的政治斗争本就暗流汹涌。雅科夫列夫的加入，意味着戈尔巴乔夫早先提出的“公开性”和“新思维”（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抓住了得以进一步推行的机会。这对于日后的苏联而言，亦是一场不容忽视的来自上层的变革。
撰文/陈波 张菊萍
编辑/张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