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 强
元朝有两座都城，一座是大都，即今北京；另一座是上都，位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自从至元八年（1271年）定都大都后，元朝皇帝每年都要在两座都城之间往返，春天从大都北巡上都，秋天从上都南返大都，年年如此。
有趣的是，他们的交通工具不是车马，而是象辇。所谓象辇，就是大象抬的轿子。这种轿子的外面以狮子皮包裹，里面铺着金丝坐垫，四角插有五彩旌旗，架在四头大象背上，每头大象背上骑一位藩官，导引象辇前行。皇帝坐在象辇里，护卫侍从、后宫家眷、文武百官、文人墨客随行，浩浩荡荡的队伍在崇山峻岭与荆莽丛林之间，经过八百多里长途跋涉，从一座都城抵达另一座都城。
那些坐在象辇上的元朝皇帝及其率领的队伍，成了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元帝北巡时，途中要多次停留，其中在京北就包括辛店驿和龙虎台。
元大都遗址公园中的元帝出巡雕塑
辛店村民居
龙虎台村
辛店驿站任务繁重
两都之间设有11座驿站，分别为辛店、榆林堡、洪赞、雕窝、龙门、赤城、独石口、牛群头、察罕脑儿、李陵台、桓州。辛店驿站是出大都城后的第一座驿站，也是返回大都城时的最后一座驿站。
辛店驿站业务繁忙，除了传递官府文书、为官员和使者提供食宿及交通工具，战时还承担军需给养的运输任务，俨然成为京北的物资转运中心。昌平县官员往来奔波于县城与驿站之间，颇感不便。元延祐二年（1315年），昌平县城由旧县村迁到了辛店村，直到明洪武元年（1368年），才从辛店村迁回旧县村。
当年，辛店村除设有昌平县衙、税务司和驿站，还建有纪念唐代昌平贤士刘蕡（fén）的刘谏议祠和谏议书院，祠堂建于书院内。刘谏议祠和谏议书院均以刘蕡被追封后的官职命名，经官府逐级审批后，由民间集资兴建。刘蕡，字去华，中唐时期幽州昌平（今昌平区沙河镇西沙屯村）人。他博学多才，精于研读《左氏春秋》，深谙天下兴亡之道；性情耿直，疾恶如仇，胸怀济世救民之志。刘蕡为唐代宝历三年进士，而后在参加“贤良方正”科举考试时，直陈官场弊端，主张革除宦官。考官盛赞其策论，却不敢授以官职。后来，终因得罪宦官，被贬为柳州司户参军，客死异乡。刘蕡的人品文章，为后世文人所景仰，元、明、清时期，文人墨客途经昌平，必到刘谏议祠凭吊。谏议书院主要用于讲学和藏书，而书院内的祠堂为祭祀场所，通过对先贤的祭拜，使读书人知礼仪，明廉耻，胸怀苍生。
谏议书院及刘谏议祠的修建，发起倡议人为宫君祺。2000年4月，辛店村北养鱼场的沙坑中出土了一块石碑，从碑文中可知，至元三年（1337年）左右，宫君祺为辛店驿站驿官。
元朝皇帝往来两都之间，队伍浩浩荡荡，繁重的接待任务使辛店驿站不堪重负，担任昌平县尹简直成了一种苦役。只有被排挤或犯错误的官员，才会被派往昌平担任县尹，这个职位有点惩罚的意味。据京西石景山区杨庄出土的至正十五年的《杨朵儿只墓志铭》记载，御史纳麟冒犯了元仁宗，元仁宗就打算派纳麟去昌平当县尹，以此对其进行羞辱。幸得杨朵儿只极力劝阻，此事才算作罢。
当年的辛店驿站坐落于辛店河西侧台地，现为昌平区马池口镇辛店村。据说，辛店村原来的名称是新店村，因为辛店驿站太辛苦，有人将“新”字写成“辛”，渐渐约定俗成。辛店村只有一条南北走向的主街，元朝时，这条街是往返两都的必经之地。
我在辛店村游历时，没有发现古驿站的任何遗迹。主街旁边有两扇咖啡色的玻璃门，屋檐与玻璃门之间的黄色标牌上写着“智慧驿站——驿收发”，另有小字标明昌平区辛店村营业部及电话号码。在向路过的村民打听元代辛店驿站的遗址时，村民们往往一脸茫然，还有人疑惑地问：“你是取快递吗？”
在辛店驿站东南约5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叫做马池口的古村落。那里曾是元代收购民间马匹的马市，“马池口”即由“马市口”演变而来。另有一种说法，“马池”是饮马的水槽，“口”是指口外（张家口宣化），马池口是口外商队来北京时歇脚休息的地方。这种说法有点牵强附会，还是马市口的解释更可靠。那么，马市口是怎样变成马池口的呢？明朝初年，曾有大量外地移民落户昌平地区，他们以老家方言称呼马市口，发音酷似马池口。于是，阴错阳差地有了这个村名。而马池口一带出土的大量马骨，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说法。
蒙古族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战马在蒙古人征战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往来两都期间，辛店驿站周围驻有大量军队，奤夿屯、乃干屯、北小营等村名，就是因元代驻军形成的。驻防元军在执行军事任务以外，还在驻地屯垦种田，从事农业生产，上碾头、下碾头也是那时留下的村名。除了辛店驿站需要马匹，驻军也需要大量马匹，而在远离蒙古草原的地方，马匹供应成了一个难题。在官方马场调拨不能及时到位的情况下，只能从民间收购。于是，马市渐渐形成。据《大元一统志》记载，元代在大都郊外设置了许多放牧草场和屯田军户的养马场，昌平、顺义、平谷等地均有交易民间马匹的马市，而昌平的马市即位于马池口村。
现在，隶属于昌平区马池口镇的马池口村，是一个拥有近千户人口的京北大村。而在当年，那里的马市对辛店驿站的正常运转及周边驻军的军马供应，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保证作用。
高台捺钵难寻遗迹
元朝皇帝从健德门出发，一路向北，留守大都的一般官员送行到大口（今海淀区清河镇朱房村），重要官员送行到更远一点的龙虎台（今昌平区南口镇龙虎台村西）。元代周伯琦《扈从集》记载：“历皇后店、皂角，至龙虎台，皆捺钵也”。“捺钵”是契丹语译音，意思是辽朝皇帝的营帐。作为游牧民族的蒙古人与契丹人一样，逐水草而居，也流行这一习俗，从大都到上都有八百多里，不论是东辇道还是西辇道，沿途的捺钵均以毡房行帐搭设。
大口、皇后店和皂角屯只是元帝中途小憩的捺钵，而龙虎台捺钵是住宿的地方，因为队伍行进到这里时，太阳已经落山。元代翰林院编修廼贤说：“大驾巡幸往返，皆驻跸台上。”台上，即龙虎台上，那是离开大都城后的第一座行宫。元朝在大口北设置了侍卫军南小营，在龙虎台南设置了侍卫军北小营，以确保捺钵的安全。后来，这两个驻军的地方都形成了村落，即清河以北的南小营村和昌平区马池口镇的北小营村。
当年的龙虎台位于昌平区南口镇龙虎台村西，是一块燕山南麓的山前台地，由居庸关关沟及虎峪山谷的洪水所带来的泥沙碎石堆积而成，与南边的平原地带相比，地势明显高出许多。植被稀疏的季节，这片台地颜色发黄，被称为黄台子或黄甸子。据《蒙古秘史》记载，金大安三年（1211年），成吉思汗伐金，夺取居庸关后，驻跸于龙虎台，派遣蒙军围攻金中都。成吉思汗将驻跸的地方称作“失剌客额儿”，翻译成汉语，就是黄土台子，即龙虎台。由此可见，龙虎台作为元朝皇帝的捺钵，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时期。
倚山临水的龙虎台南北长三里，东西宽二里，地势高平如台，西有40里关沟蜿蜒如龙行，东有虎峪山势如虎踞，可谓龙盘虎踞之地。当年，成吉思汗之所以在龙虎台安营扎寨，一是龙虎台西距关沟南口仅4里之遥，攻守皆宜。二是龙虎台位于山前台地，居高临下，无水患之忧，也便于警戒。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八月，昌平等地发生地震，瞬间“地陷，黑沙水涌出，人死伤数十万”。当时，忽必烈正驻跸在龙虎台。他立即召集扈从的集贤、翰林两院官员开会，研究对策。
龙虎台躲过了地震，却没有躲过山洪。明代中期，在洪水的猛烈冲击下，台地坍塌。当时，有人在寻访龙虎台后作诗曰：“高台久已倾，蒿蓬纷簇簇。犹存龙虎名，常散牛羊牧。”此情此景，与元代诗人杨允孚所描绘的“大臣奏罢行程记，万岁声传龙虎台”，可谓天壤之别。
经常有人因为仰慕龙虎台上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而到这里寻找元代行宫遗迹，但都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尽管龙虎台捺钵在元代显赫一时，但元朝皇帝并未像汉族帝王那样大兴土木，修建豪华坚固的行宫。他们依照游牧民族习俗，住在沿途的毡房里，因而没有留下任何行宫遗迹。
（文中图片均为岳强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