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婷 曹学平 广州报道
“截止到目前，我国已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4.9万余例，捐献大器官超过15万个。目前中国器官捐献在数量上已处于世界第二位、亚洲首位，造福了众多器官功能衰竭患者。”12月1日，中国器官捐献和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接受《中国经营报》等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
同时，中山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肖海鹏对记者透露，广东省的器官捐献数量约占全国总量的1/4，连续13年位居全国第一。“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获得了长足发展，备受世界瞩目。”
2007年，我国出台《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标志着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走向法制化。2023年10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修订草案）》，“捐献”二字首次写进条例名称。黄洁夫表示：“‘捐献’二字比千金还重。这代表了我国16年来器官捐献移植的改革，也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器官捐献和移植改革的重视。”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医疗监督处处长高新强表示，尽管我国器官捐献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但捐献率与需求量仍有一定差距。下一步国家卫健委将继续推动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希望未来实现捐献器官数量的突破，让器官移植技术为人类健康带来更多的福祉。
广东省器官捐献量约占全国1/4
日前，记者于2023广东省器官捐献与移植大会暨广东省医学会第十九次器官移植学学术会议上获悉，作为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医疗改革的“先行军”与“排头兵”，广东省目前已形成7家OPO（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s，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及21家移植医院，器官捐献与移植数量连续13年位居全国首位。
广东省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主任委员何晓顺表示，2006年的“广州宣言”，拉开了中国器官移植改革的序幕。17年来，中国器官移植人披荆斩棘、攻坚克难，为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探索出一条既符合国际伦理学准则，又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
2006年，在广州召开的全国人体器官移植临床应用和管理峰会发表“广州宣言”指出：“器官移植要符合中国的国情，又要符合全世界的公共伦理学准则。”由此，中国器官捐献和移植踏上自我革新之路。
广东省医学会会长、原广东省卫生厅厅长姚志彬表示，器官移植是医学领域最前沿的学科，器官捐献和移植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医疗技术发展水平。在广东省，器官捐献和移植的发展与该地区经济创新能力、技术水平相得益彰。
“在推动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方面，广东省开业界先河，多年来成就显著，特别是以无缺血器官移植为代表的创新移植技术，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处处长张发滨指出。
器官短缺仍是主要难题
高新强表示，广东省是器官捐献与移植医疗改革的“先行军”和“排头兵”，其发展是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发展的缩影。
自2015年中国全面实施公民器官捐献政策以来，中国公民自愿器官捐献数量逐年增长。截至目前，中国器官捐献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亚洲首位。
与此同时，以器官为单位的医学研究与治疗相关研究取得一定进展。中国工程院院士郑树森表示，肝癌肝移植评估标准正在不断拓展，其中，肿瘤生物学特性成为评估的关键因素。郑树森在会议上分享了他的相关经验，包括通过阻断下腔静脉、采用“no touch”原则等手段减少手术中的出血并降低转移风险；通过靶向联合治疗实现肝癌肝移植降期，以及根据免疫风险和肿瘤获益决定肝移植手术前后是否进行免疫治疗等，为改善肝癌患者的肝移植治疗效果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成就背后，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同样面临诸多挑战。
高新强表示，当前，全国各地面临器官数量短缺、器官获取与分配不平衡等问题。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主任委员薛武军亦表示，器官严重短缺是中国器官移植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院长、肝胆胰外科学科带头人、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王伟林对记者表示，因为供体严重不足，我国平均每40位肝移植病人，只有1位能够获得移植机会。
黄洁夫表示：“器官移植应以器官自愿捐献为导向，器官移植事业需要全社会参与，希望未来能够将每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PMP）从目前的2提高至10，以缓解器官短缺问题。”薛武军表示，只有坚持OPO建设学科化、促进器官捐献专业化、实现器官移植学科体系化，才能不断推动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修订草案）》于日前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审议通过，这是时隔16年（从2007到2023年）的首次修订，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修改为《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
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强化法治保障，建立全流程追溯和监管机制，加强器官捐献工作体系建设，强化器官获取的伦理审查，依法打击查处涉器官违法犯罪行为，更好保障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健康发展。
（编辑：曹学平 校对：颜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