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在以他命名的文学馆里。这里同时还是河池作家馆
■本报记者李宗文文/图
东西已然不记得这是第几次回家乡河池市天峨县八腊乡谷里屯。和以往探亲、帮助家乡搞建设、携文坛老友回来不同，这次，是他获得茅盾文学奖以来第一次还乡。
还是穿过山茶油果树、松树，还是穿过红水河畔像笔尖一样的建筑物，窗外是重复多次出现过的风景。东西的脑海里还是乌镇的画面，以及凌晨3点在手机上处理事务、清早6点赶飞机的记忆。尽管马不停蹄地穿梭在乌镇、广州、南宁，但他内心依然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让他的精神状态保持得不错。
年少时对大山里的故乡有复杂的感情
有史书记载，元代，田氏从浙江余姚徙至湖南麻阳县，人们参与屯边，开发辰河。田氏在麻阳扎根，奠定了以麻阳为中心，逐渐向湘、黔、滇、桂、川、渝、鄂等地迁徙的移民潮，是麻阳移民文化的一个典型。
东西的祖籍便在湖南怀化麻阳。其家族千里迢迢从湖南迁徙到广西河池市天峨县八腊乡谷里屯已历九代。小时候父亲和三伯经常给东西讲家族来自哪里，好似随时要搬回去。长大后，看到祖父的墓碑上刻着他从哪来，族谱上也有类似记载。但东西知道，直到去世，父亲以及三伯从没回过祖籍地，尽管他们对那里充满向往。
没有人告诉东西，祖上为什么选择谷里这个地方。东西的家在谷里的深山之处。站在山上远眺，一年有很多时候都是云蒸霞蔚的壮丽景象。后来，根据东西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改编的电影《天上的恋人》就在天峨县取景拍摄。该片导演蒋钦民被天峨青山绿水的原生态风光迷住。山顶上的木阁楼，楼旁栽植的两人才能合抱的大树，是他营造的最经典的场景之一。
“上座山十几道弯，当年土匪都不愿意上来。”这句当地人的戏言证明谷里的僻远孤遥以及环境之艰险。一个如段子的事实证明了从谷里出行有多难。在东西考上河池师专后，东西和家人带了8个粽子从家里出发到学校。半路他们遇到一个开拖拉机的人，想顺路搭个车，但舍不得用其中4个粽子做路费，于是仍旧继续步行。后来路上吃完了8个粽子，他们居然还没到达学校。
彼时，少年时期的东西对家乡有着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情。为了躲避繁重的农活，他甚至不惜用锄头碰落一点脚板皮，从而换得在树荫下逍遥的片刻机会。1982年7月，那场成为他人生命运转折点之一的考试结束后，他走出操场。在那一瞬间，故乡的玉米和稻谷的芳香、山谷中的草浪、树尖上的风声、高坡上父母的呼喊扑面而来，有那么一瞬，他觉得自己的一生或许就落在谷里这个地方了。他剃了光头，与其他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他离开谷里前最完整的一段关于乡村的青春时光。
记忆中的父母慰藉他动荡漂泊的心灵
步入东西文学馆，右边显著位置有几张与众不同的照片。1984年，东西用一部二手相机为父亲田世成在家门口拍了一张照片。这是田世成留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单人照片。1991年，东西再撰诗回忆父亲时，父亲已经不在。“老实”是父亲留给东西最深的印象之一。东西曾撰文写道：“老师曾点着我的鼻子说，想不到那么一个老实的父亲，竟有一个并不老实的儿子。”其实根据事实，应该更正为“竟有一个这么有才华的儿子”。父亲留给东西的另外一个深刻的印象是，父亲去世前，他回家乡看望父亲。在离别的早晨，父亲坐在家门口的板凳上无声地抹泪。他左手拄着拐杖，右手缓慢地抬起来，放在深陷的眼窝里，一下又一下地抹。他抹眼泪的动作，至今仍在东西的脑海以慢动作的形式不断闪现。东西迅速返身在父亲口袋里放了几十元钱。一个星期后，这些钱完好无损地贴在父亲的心窝，甚至还带着父亲残留的最后一丝体温——父亲终于离去。
东西在回忆文章中多次提到，母亲廖元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性格影响了他的一生。东西记忆里的学生时代，母亲总是像变魔术那样从土地里变出芭蕉、魔芋、板栗、核桃、南瓜、李子、玉米和稻谷，凡是能换钱的农产品她都卖过，一分一分地挣，十元十元地给东西寄。这使得东西在后来的文章里如是描述：“我买的衣服会有红薯的味道，我买的球鞋理所当然散发稻谷气息。”母亲在84岁高龄离去，东西每次回谷里有了另外的意味。为何在困难时刻家山北望？东西曾说过，那是因为故乡已经代替了母亲。有母亲的地方就能止痛疗伤，就能拴住漂泊动荡的心灵。
在文学馆里，东西与父母的合影只有一张。仔细看，还能发现东西的父母双脚上还沾着泥土。倘若二老在天有灵，他们应该感到欣慰，儿子从谷里一步步走向中国文坛的巅峰。更欣慰的是，穿梭馆内的人群中，有精诚团结的八桂文学桂军，还有慕名而来的文学爱好者，他们当中必有托举广西文坛未来的精英。
文学与故乡的关系引发众多思考
很多人对文学与故乡的关系进行了多层探讨。东西也认为，文学与故乡的关系很微妙。广西文联副主席石才夫在2017年的东西作品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以《东西的意义》为题。他认为，东西描写的对象基本上是生活在乡村或城镇的底层小人物，故事发生的地点大多是南方的乡村。南方多雨水，树木繁茂；多山地丘陵，起伏不定。生息繁衍在南方的芸芸众生，他们的命运也常常像雨水、植物和丘陵，充满了神秘无常，也张扬着生命的不屈。在“东西式”的南方叙事里，他发出了这个时代应有的命运追问。如果没有这种“东西式”的追问，中国的当代文学，一定是有所缺失的——这就是东西之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同时，石才夫认为，东西的眼光和视野，是世界的，但他注视的依然是脚下这片家乡的土地；他思考的既有攸关人类生存的终极命题，也有庸常生活的合理性。他用自己的创作，标记出一位当代作家行走的轨迹，也影响和引领着一大批同道者。
而评论家曾攀则认为，文学与故乡的关系是现代文学的重要母题，在他看来，写作者与故乡的心灵和情感距离自然可以是亲密无间的，但更迫切的是需要保持美学的距离。故乡并非其来有自，而是在语言中建构起来的，因而重要的不是写出什么样的空间，而在于何时写以及如何写故乡。如东西小说《目光越来越长》里，视阈由内向外拉长，然而更有意味的是由外对内的调焦，其并不仅仅是以故乡为原点推向远方，更多的是以不同的外部坐标观照、对焦和凝视那个灵魂的与心理的端点，这是发现自我与故乡之内面的关键。直言之，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故乡”并非简单的乡愁式的与风俗地理性的所在，而更倾向于一种向内开掘的关乎情感结构和灵魂等深的勘探，更有赖于在不断反驳和辩难中形成多元的价值维度。
自己只是个幸运地处于云梯之巅的人
东西回谷里的两天注定不会宁静。新盖好的三层楼房里不时有人来访。夜色降临，在一片喧哗声中，人们为谷里走出去的作家举起酒杯。此刻谷里的天空月朗星稀，与三四十年前别无二致。
早年的东西能考入大学中文系，有人说，其中有凭借一己之力的元素。但客观而言，还有亲友和老师的无私帮助。而踏入文学道路后，更多阳光沐浴着他。如今，他与那些吃过苞谷或喝过木薯酒的壮乡汉子，以及那些后来闻讯赶来的后生，组成文学方阵，搭建一架人肉组成的云梯，他们心连心，紧紧依靠在一起，努力登攀。而东西认为自己只是那个幸运地处于坚不可摧的云梯之巅的人。
离开天峨那天，终于还是忍不住回望那莽莽苍苍连绵不绝的群山。有时候，人从内心深处滋生的理想，像蒲公英一样，散落何方就在何方生根发芽。故乡，对每个人而言，有时遥不可及，有时潜入心底。理想和故乡之间总该有一个定义。故乡终有一天会由熟悉变成陌生，而一个人由平凡到不平凡，需要怎样的付出？东西以文学为例给出答案。无论你能走多远，机会总赐予那些挺身而出且从不惜力的人。
谷里，或许只是一个地理名词。而从文学的原乡出发，人们的目光将越拉越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