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锡
今天交通发达，可供选择的交通工具多种多样，但在近百年前的北京，交通工具较少，去郊区和近邻各县，除了依靠自己的“11”路外，使用最多的也是主要的平民代步工具就是驴。
北京街头的驴车。晚清香港华芳照相馆摄影师黎芳拍摄
骑驴的旗人女子。日本摄影师山本赞七郎拍摄
城门口的驴车。英国摄影师唐纳德·曼尼拍摄
广渠门的驴车。瑞典学者喜仁龙拍摄
长途上方山 短途白云观
幼年读书看到陆游有“细雨骑驴入剑门”之句，清人则留下“高峰谁立马，落日此骑驴”，知骑驴出行在古代非常普遍，只是没有明确的概念。真正得闻骑驴旅游，还是得自家父口中。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老外公自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任上退下已有数年，忽动游兴，让家先祖父陪他去上方山游览。上方山、云水洞是北京的名胜，距城大约60公里。那个时候的北京可不像今天的民国影视剧里演的那样，汽车满街跑，出来个人就有汽车相伴，事实上汽车是很少的，能让汽车走的路同样少，上方山通汽车还是多少年后的事。自然更没有公共汽车、出租车这样的现代公共交通工具。他们二位是去广安门外，租了两头驴，由驴把式牵着一路走去。蹄声嘚嘚，悠然适意。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北京某报上就曾说，郊游远行的诸般方式中，“骑驴更有意思”。
路途颇远，路上的一应食宿都由驴把式安排得妥妥当当。有一次发生一点突然的情况，未到宿头，老外公突然觉得口渴难耐，驴把式镇定自若，马上牵驴紧走，进入就近的村落，直入相熟的一户农家，说京城吴厅长来了，立刻安排烧水沏茶。先祖父回忆说，不久茶即端上，味道相当不错。可见，虽然那个年代没什么旅游团、旅行社，但驴把式们经营这条“京城—上方山旅游专线”是相当精心的。
这种自由商量起止地点、所需费用，包人包驴的做法，清朝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曾有提及，被称为“短盘”。
驴既是京城的主要交通工具，那么无论出城去哪里，“赶脚的”（时谓驴夫）自然就会围上来揽生意。插句闲话，这种场景在今天也是一样，不过是换成了出租车、摩的之类罢了，可谓古今一也。旧日城外旅游地有限，逢年过节的出城目的地基本是固定的那几处，如白云观、东岳庙等，所以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短途专线”，其中“白云观线”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短途专线的出发点也和长途线有所不同。
刘叶秋先生在《回忆旧北京》一书中讲述他三十年代去白云观的有趣经历。过了大年初五，他在和平门外雇了一头驴，直奔西便门，然后去白云观。“赶脚的”看他年轻，就只是跟在后面。路上土道坑坑洼洼，还有不少大车轧成的一道道棱子，被冻得硬邦邦的。平道本就有限，这条驴还欺生，专在棱子间跨动，最后还跑起来，让刘先生越发难受，就拉紧缰绳，用力夹住驴腹。谁知这条“欺生驴”竟然来了驴脾气，突然一下子把刘先生掀翻在地，幸好没受伤。“赶脚的”也不敢大意了，改在前面牵着走了。
驴会欺生耍横，在金云臻先生《燕居梦忆》中有详细描述，使促狭捉弄人，耍横掀人下地等等，和刘先生的遭遇如出一辙。刘先生当年如果事先能对驴脾气有所了解，或许就能免去“落驴之灾”。不过据有关记载，那条通向白云观的土路上，烟尘滚滚中落下驴背的比比皆是，刘先生应该并非被驴故意针对，只是适逢其“晦”罢了。
驴有喜欢捣乱的，自然也有老实做事的。金先生所了解的”白云观专线驴”，出发点在西便门，路途短。为了多跑几趟生意，“赶脚的”将驴训练得十分规矩。客人交完钱，骑上驴背，“赶脚的”一声吆喝，驴抬腿就跑，一溜烟奔向白云观，绝无半路磨蹭、绕道等偷奸耍滑举动，倒是“赶脚的”走得不紧不慢，待驴到地头，客人下驴，“赶脚的”也到了，接过驴继续兜揽生意。客人要是想让驴跑慢点，看看沿途风景，休想！吆喝、鞭策一概没用，驴就听他老板的。
白云观专线之驴如此忠诚肯干，其实并不算稀奇，清末的“趟子驴”就以此著称。
趟子驴主人有“瓷器活”
据记载，“趟子驴”在旧日北京是单独的一项营生，只走另外两条“专线”：一、前门至崇文门；二、前门至宣武门。驴路均在城外，沿着护城河北岸墙根走，长度各为二里半。两条线泾渭分明，各不混淆。运营时间自每日拂晓起，傍晚止。每条路线有大约五六十头驴，起止处设有驴站，驴夫有五六人，人手一驴。兜揽到客人后，先付钱，然后客人上驴，随即小鞭子一挥，嘴里发出一种卷舌音，驴就立即顺着指定路线奔出，到站自有此处驴夫安排下驴、收驴事务。一路上只有乘客和驴，驴夫也不跟着。因是独门生意，驴主极易辨认驴是谁家的，节省不少人力。
走这么一趟，“驴费”制钱十二文（按清朝币制），简称“六个大”。以民国币制计算，一分大约合制钱四十六文，在民国这点钱是不够活的。但清末钱贵物轻，一人一餐能有“十二个大”，已经可以果腹，四趟驴走下来，一天的生活将就够了，所以“六个大”的价格也维持了相当长时间。
驴站之间相距二里半，在今天就是近三站地。正常人的视力也就看个半里多。护城河上是有几座木桥的，冬天冰冻河面，冰面可以通行。若骑“趟子驴”的动个坏心眼，走到驴夫看不见的地方，骑驴或者牵驴过河跑路，“趟子驴”主人岂不损失巨大？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敢做这个营生，自然有防范之术。
首先所用之驴是有分工的，走东路前门—崇文门线的，绝不会走前门—宣武门线，反之亦然。驴自身也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着鞭而奔，到站而止”。如果有人强拉驴过河，一定会遭到坚决的抵抗，抵死不从。据说经年累月，寒暑不断，驴从来没被偷或丢失过。让驴接受这种“直来直去”的训练，恐怕也和驴性天然具有的“倔”有相当关系。倔驴，倔驴，固然是嫌弃其不听话，但真用对地方，好处也是不言自明的。
如此忠心之驴若改行走其他路线，去赚更多的钱，岂不是更好？答案是：不可能！
原来，能当“趟子驴”的驴，都是年老体衰的老驴，不是年轻驴！这样的驴已经日薄西山，所以售价非常便宜。经过训练后，每次出动也就走二里半，路程短，不算辛苦。而客人骑驴都是光着手的，不给也不允许拿鞭子，驴口有嚼铁，但也是虚挂驴下唇外。只有出发时，驴受到驴夫鞭策，才会一路飞奔出去。不过跑到驴夫看不见的地方时，有些驴就会突然降低速度。有民国时人将之比喻为“有如年迈体衰的人力车夫，缓步徐行，或又如三期肺痨病者，且行且喘，有一步三摇之慨”。这时候，乘客怎么急也是没招，待快到驴站，驴又精神起来，速度也上来了，一路小跑抵达终点。
在驴如此，在人也不例外。老板在，立刻开打电话，翻动文件，一通乱忙；老板不在，马上上网冲浪或闲聊，这种场景大概所有人都不陌生。这事不分中企还是外企，人之天性罢了。
《老北京三百六十行·赶脚的》
“绞尽脑汁”斗懒驴
不过，“趟子驴”偷懒也并非是没有好处，对走累了的人来说，骑“趟子驴”正好可以解乏，走得快慢无所谓，甚至巴不得慢慢溜达才对心思。
“趟子驴”既然是条“公交专线”，自然什么样的客人都有。在娱乐方式匮乏的年代，年轻人的脑筋也会动到这上面来。
据记载，就有一些家境一般、无所事事的年轻人，饭后无事，就叫上三二哥们儿，去骑“趟子驴”，花费低，能吹着小风，听着“嘚嘚”的蹄声，也是一乐。但碰上驴性发作，正美的时候，驴老人家突然减速，开始偷懒，就不爽了。再加上手中没鞭子，嚼铁失了效，骂，驴也听不懂；打，驴也不在乎，心情之坏可想而知。于是有的下次骑乘时会带上鞭子，但一定会被驴夫严拒；有的则想到个办法，从河岸边的柳树上折根柳枝。可是受过训练的“趟子驴”发现骑者离鞍，立刻就会抖擞精神，飞奔而去，距东站近的投东站，距西站近的投西站。空驴归来，不管骑者在哪里，已经交付的“六个大”，可就不好意思了，分文不退！
于是，有的人又想出一招。雇驴的时候，兜里事先揣起两三块碎瓦片。等骑到半路，驴开始悠然偷懒之际，掏出碎瓦片，塞在鞍底下接近驴背的地方，然后用屁股使劲蹲坐下去。“趟子驴”都是老驴，骨瘦如柴，吃痛之下，立刻疾奔，过一会儿缓下劲来，就再来一屁股，驴吃痛再奔，这样来上几次，驰骋的瘾算是过了。等离终点站不远，立刻从鞍下抽出瓦片，随手扔在路边。到站驴夫检查，伤痕是看不见的。但几次三番的疾奔，驴身上自然汗气蒸腾，驴夫一看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没有证据也没辙。所以，对这类骑驴找乐的年轻人，“趟子驴”的从业者时常“拒载”。
本来骑“趟子驴”是个便宜的乐子，但被驴夫发现不让骑了，这些年轻人心中更不爽了，于是想出更多的恶作剧招数，誓将捣乱进行到底，其中有一招颇见功力，兹抄录如下：
一人先找两个哥们儿事先埋伏到“趟子驴”专线中段某处，然后自己找佣仆子弟借来一身粗布衣服，穿上后去雇驴。驴夫看他穿着，并非纨绔子弟，就正常安排上驴、出发。驴行半路当然照常偷懒，预先埋伏的俩哥们儿正好出来，三人合力把驴赶入城墙的凹入处（注：老北京的城墙并非是单一平面墙，每隔一段距离，会筑有一段凸出部，两个凸出部之间就形成凹入处。这个位置从两个方向看，因为被凸出部所挡，是看不见的。）将驴推倒在地，按照宰杀前的姿势，捆起驴的四蹄，然后扬长而去。出发站和终点站的驴夫自然不知道，等傍晚收驴点数时，才会发现少了驴，耽误了不少生意。如此一来二去，驴夫和这帮淘气年轻人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大，据说差点动家伙打起来。
“趟子驴”专线出现在清咸丰、同治年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杀入北京，遂告终结。“趟子驴”业也未再恢复。金云臻先生笔下的白云观专线之忠心驴，或许称得上是“趟子驴”的遗韵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