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买一根眉笔或一瓶护发素，是选国货还是洋货？
在最近国货风潮的席卷之下，这样的纠结似乎越来越多。
“国货”这个标签在大多数中国人心中，潜藏着这样一个逻辑：购买国货（也是“驱逐”洋货）—中国企业强盛—国家强盛—民富，于是“中国人就要买中国货”。
尽管从企业强盛到国家强盛再到民富的逻辑中，仍需要补充诸多如再分配等的关键链条，但似乎我们很少关注到这个部分，只是自顾自地把消费主义与民族主义连结起来，并且坚信逻辑链条是绝对成立的。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潜意识？民族主义为什么会在消费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回顾了20世纪初中国国货运动的《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能给予我们一些启发。
《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图源：豆瓣
如果把国货热情放在动荡年代，会更好理解大多数中国人如今仍有的观念惯性。
一个国家要保护自己的幼稚产业，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富国陷阱》这本书已经从全球历史的回顾中告诉我们，关税、贸易壁垒等保护主义政策，是工业化早期扶植幼稚产业的政策之一。那如果，这个国家还没有关税自主权呢？
干预之下，民族主义消费文化，也可以成为限制外国商品进口的关键。只是，如何才能把商品和民族性联系起来？
时间倒回半殖民地时期，中国在承受军事侵略时迎来了经济格局上的转变。革命及后来的民国政府，要求改变前朝式样的头发和服装，剪辫、易服成为新口号、新象征。不再戴帽子、留长辫、穿长衫的中国人，自然也减少消费帽子和丝绸。
而全球各国产业发展至今，不少国家也可以产出丝绸，不再需要从中国进口大量丝绸。此时的丝绸业，其实被内外夹击，市场份额显著下降。丝绸行业正在面临严重危机。
怎么做，才能重新在市场中生存？通常，时代所带来的挑战，也可以被解释为机遇：中国正在遭遇真正的生死存亡危机，“天下来朝”的观念在枪炮下渐渐瓦解，新的身份认同还未完全建立。
也就是说，如果商品能够加入新观念的建构过程，那么事情就仍有转机。当中国迈入建构近代民族国家的门时，突出产品的民族性便是选择。
以丝绸商人为代表的中华国货维持会，首先做了这样一件事：阻止传统款式的衣服与革命形成直接联系，把中国式长袍重新诠释为爱国款式，并游说政府下令用国产材质制作中国服装。
期间，国货运动的主要参与人，把国货与国内经济形态联系起来，强调身体是民族象征符号的关键表现场所，进行反帝抵制外货运动，用各式各样的国货博览会建立视觉认知，拉出国货清单明晰国货与洋货界限。
后来，国家机器也加入进来，尝试重新界定消费文化。
联合精英分子和大众媒体的舆论战尝试唤起中国人“匹夫有责”的旧识，传递这样一个观念：每一个政治之外的中国人，都是扭转局势的重要力量。
久而久之，“每一种产品都有民族性”的说法开始灌入消费者的脑袋。当时流行把不消费国货的人分类为“叛国者”，把乐于消费洋货的“摩登女郎”、不消费国货的妇女称为“妓女”。与之对应，消费国货的，则是英雄。
于是，在连续不断的游说、请愿和运动中，商品不再是商品，而是反帝国主义和“雪耻”的关键符号。国籍超越价格和质量，成为消费的首要支配因素。行业利益集团，也因为新消费文化的构筑，而成功向民族英雄转型。
由此，个人的消费行为与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联系起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20世纪前50年的动荡时期，国货运动反而成为表达民族主义、构筑民族身份认同、重新聚合“中国”的关键程序，“消费主义甚至不主要和个人自由、自由表达和愉悦情感相关”。
老牌日化国货谢馥春/图源：视觉中国
当然，国货运动并非中国独有。
不过，国货准则的建立，后来也对部分中国制造商造成反噬——产业扩大后，制造商很难遵循“生产只用中国的管理、劳动力、原材料和资本”的纯粹国货原则。而这样的原则，是当初他们为了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而提出的。
在全球性消费兴起之后的当下，或许难以回答“纯粹的国货是否真的存在”这一问题。但通过“共同享有的消费”，人们得以想象一个作为共同体而存在的国家。正如本书作者葛凯多次提及的，在漫长的历史中，“国货运动”从来不是三分钟热度，也并没有完全结束。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视觉中国，部分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