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文海楼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刻印、发行的《铁网珊瑚全集》一书封面。（图片来源：谢江飞著，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一版《四堡遗珍》）
◎木 容
重整旗鼓 再度崛起
邹联飏的遗孀李氏将南宁文海楼书坊托付给长子邹建池（字新城）、次子邹建芳（字新桥）经营后，约在同治五年（1866年）前后只身回到福建汀州府长汀县四堡，主持雕版、印刷事务。
汀州府从咸丰七年（1857年）四月至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历经四次兵燹，战事频繁之下自是地方凋敝、百业萧条。逃过死劫的居民多已纷纷外出避难，多数商贾、坊主更是早就迁徙异乡，使得四堡各书坊无法从事正常的雕版、印刷、贩书业务。闽浙总督左宗棠为筹集军费，还大力推行厘金制度，在福建、浙江的通商要道、商贸市镇密设厘卡，逢商过路必抽取厘金。对于长期贩运书籍售卖的四堡书商来说，厘金制度令生意更难维持，许多书坊、印坊纷纷倒闭。
乱世中出现的市场空白，在李氏看来却是新商机。李氏自有回天妙手，为四堡书业收拾残局，其招揽工匠、兼并旧坊，收购各家闲置的雕版，使文海楼印坊再度崛起。一些书坊受此带动，亦逐渐恢复经营。但总体而言，四堡书业从此再也没能重现全盛时期的风光。
李氏还注重书籍装潢的文化品位，延请福建书法名家胡兆衔为文海楼印坊梓行、文海楼书坊销售的书籍封面题写书名，使得文海楼的产品装潢考究、文气氤氲、独具魅力。曾任清末内阁中书的邓光灜总纂、民国初期长汀县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袁联芳增纂《（民国）长汀县志》“卷三十·艺能传·书家·清”记载：“胡兆衔，字冰侪，光绪己丑举人，以书法名世……文海楼书坊经史子集诸字，及各世家大夫第门额，皆精神团结，非人所及。又散见于潮、汕外埠者不少。”
身在南宁的四堡邹氏第二十三世传人邹建池，亦不负母亲李氏的厚望。邹建池原先在科场搏杀，还未及考取功名，便已被迫离开学堂，遵父亲遗嘱而成为文海楼继承人之一，从此与儒业无缘。而经营一上手，邹建池却对书业兴趣大增，扩大市场占有率成了追求目标。除了在南宁府宣化县、廉州府灵山县的祖业基础上增开新店，又前往南宁府横州以及广东潮州府、福建汀州府创设文海楼书坊。
邹建池不辞劳苦、四处奔波，在五个城市图书市场的布局均获成功。据《范阳邹氏族谱》“卷三十三·传文”记载：“（新城）幼业儒，家世商于粤之灵山县……深怕父业之失坠也，弃读而贾……设肆于灵，又添于南宁，又于潮、于汀、于横开张书肆五处，以一身经略其间，各皆就绪，大获赀财。”
邹建池一年到头频繁奔走于五个城市的分店以及故乡四堡，处理各种图书印制、发行、销售业务。对于分店的管理，邹建池亦颇懂把握尺度，“总持大纲，而揽其城。有所调度，遵之辄如意。所用人皆乐为尽力，无敢售其欺者。”员工对其皆心悦诚服，文海楼业务开展也就越发顺利。
光绪五年（1879年）已卯科福建乡试举人邹励成在《邹新城传》中，对其评价甚高：“吾乡在乾嘉时，书业甚盛，致富者累累相望；至咸同以后，乃不振。间有起家者，多以节啬积赢而致，然亦不及前人也。独新城规模稍大，不屑屑锱铢计较。壮年而后，营谋悉如志，其家方兴。”邹建池发家致富后还不忘扶助乡里，“且也代填逋欠，不吝千金；周急（济）困贫，多方筹划”，由是赢得更多口碑。为纪念祖辈在灵山开创事业的功绩，还在灵山购地置产、设立邹氏宗祠。
创设书局 承前启后
碧清堂（总堂）一脉原有为碧清堂、应文堂、文海楼、文香阁等分号，随着文海楼招牌越做越大，碧清堂、应文堂亦并入文海楼。邹建池的分店越开越多，反过来亦刺激四堡雕版、印刷业务增长。李氏不仅将自家印坊的书籍源源不断发往南宁文海楼，而且大量收购四堡其他堂号的各种印本运往各地文海楼销售。
《清代四堡书坊刻书》一书作者吴世灯透露，他在1992年赴四堡考察时，发现一本文海楼老账簿，详细记录晚清时期的文海楼一年之内72次图书进货的品种、数量（以套为单位）、单价、总价。经统计，共有图书448种、8789套，支付白银926.257两；另有库存图书总价1800两。同时记有各地分店经销图书收入货款1274.937两。三项相加约白银四千余两。按晚清一两白银的购买力约等于如今的四千多元来估算，文海楼的图书经营确实具备较强实力。
为了降低雕版、印刷、装订、运输成本，文海楼还在南宁开办印坊，用雕版印刷畅销书。四堡邹氏后人今存南宁文海楼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刻印、发行的书画著录品鉴书籍《铁网珊瑚全集》，可为这段历史的珍贵见证。据吴世灯撰《清代四堡刻书业调查报告》“附表一：四堡刻书知见书目”（见于叶再生主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年11月第一版《出版史研究·第二辑》）记载，文海楼刻本还有《千家诗》《蒲编堂训蒙草》《四书补旨备旨》《春秋旁训》《书经监本》《对联大全》《秋水轩尺牍》等名作。
邹建池之弟邹建芳，从同治八年起（1869年）参与文海楼的经营管理。原本只是随长兄奔波五城，担任助手角色，而其本具慧根又勤奋好学，终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书业精英。邹建芳最后还是看好父亲邹联飏的发迹之地——南宁城，于光绪初期定居于此，并拿出历年积蓄，创设较为新潮的图书经营机构——文海楼书局。《范阳邹氏族谱》“卷三十三·传文”记载：“（新桥）年方弱冠，即远出经商，凡繁盛都市，靡不有其足迹。迨历邕垣，认为有发展之余地，乃投资开设文海楼书局。”
书局之称，源于晚清官刻机构官书局，其产生于雕版印刷日趋没落、新的印刷技术日渐兴起之际，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除了传统雕版印刷的经、史、子、集名作，还经营石印、铅印的西方科学译著和新小说等。石印、铅印书籍于同治晚期在上海出现，以印刷精美、价格低廉而吸引读者，令雕版印刷书籍黯然失色。书局实为雕版印刷没落，石印、铅印等新印刷技术兴起之际的时代产物。
各大雕版坊刻业主无不感受到运用石印、铅印这些新技术的书业竞争对手带来的巨大压力，为了降低成本、减少运费，便就近取材、雕版印书；或者从家乡取回雕版，在销售地进行印刷；无论如何还是要守住祖业。而更为开明者如邹建芳，已隐然感知时代变革的大潮不可阻挡，便顺应时代潮流、早做改变。总之，文海楼书局的设立，使邹氏家族再次领南宁书业风气之先。该书局已不再局限于销售四堡出品的传统书籍，也从其他渠道进货，销售石印、铅印的新文化、新思想、新技术书籍。《范阳邹氏族谱》“卷三十三·传文”对邹建芳开设文海楼书局的创举赞曰：“经济运筹，所意屡中。由是囊箧丰积，利源即大开于邕市，田庐复广置于家乡。善人是福，公之谓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