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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身边的高人:不上战场胜过千军万马,从俘虏兵到开国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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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身边的高人:不上战场胜过千军万马,从俘虏兵到开国中将

中国红色通信的开山鼻祖。被"俘虏"来的开国将军。

1945年8月的延安,从未有过的喜庆和紧张。

喜庆是,14年的抗战终于胜利了;紧张则是,马上又要面临生死攸关的敌我对决。

为了抢占东北,迎接苏联红军入关,中共中央决定从延安调集2万名干部、10余万部队,迅速进军东北,组建中共中央东北局。

时间紧迫,延安的机场每天都在超负荷运转。

这天,一架飞机正要起飞,从枣园方向飞驰而来一匹快马,截住即将登机的一名干部。

说,毛主席要让您留下。

这位被临时截住的人就是王诤,时任中央军委三局局长。

历史证明,主席的决策是对的。

王诤留下后,又一次为主席在解放战争中的指挥,创造了奇迹。

时间先拨回到1931年4月,20万国民党军队兵分四路,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疯狂围剿。

当时红军只有3万人,面对有自己六倍多的敌人,凶险可想而知。

时任总政委的毛泽东决定,诱敌深入,在运动中寻找敌人薄弱环节,然后各个击破。

蒋介石也害怕重蹈覆辙,像第一次围剿时那样,落入红军分割包围的口袋,这次他更加小心谨慎,提前采取了集团推进的围剿策略。

红军在敌人的夹缝中苦苦周旋了40多天,依旧没有捕捉到战机。面对步步紧逼的强敌,毛泽东焦虑万分,彻夜难眠。

隔壁房间的红军无线电队里,气氛也是异常的紧张。

刚刚被任命为无线电队长的王诤,一刻也不敢松懈,日夜监听着敌军的动向。

此时,他手里只有一部破损的收报机,杂音很大,微弱的电波在耳机里忽远忽近。

报务员需要很好的记忆力,听到不是马上写下来,而是在脑子里先记一下,复述一遍,再开始抄录。

这叫压码抄录,新手能记忆2个码,随着经验积累,高手可以压到4个码左右。

王诤借用此法,速记时能压两行文字。

从4月1日到5月15日的傍晚,大约6点多钟,一直坚守在收报机前的王诤,忽然听到一条特别的电码。

抄录下来一看,不得了,原来是国民党28师正在与吉安留守处发报:

“我们现住富田,明晨出发”

“到哪里去”

“向东固去”

东固正是红军总部所在地。

这要命的情报第一时间被送到毛泽东、朱德手中。

两位指挥官一看,如获至宝,赶紧连夜调动部队,集中优势兵力,在敌人必经处设置了伏击圈。

5月16日清晨,满山的薄雾中,如约而至的国民党部队,瞬间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一天一夜激战,红军首战告捷。终于在敌人严丝合缝的包围圈,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随后,红军奋战15天,横扫700里,以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的辉煌战果,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这次战斗打得非常漂亮。一时间,红军都传毛泽东用兵如神。

在庆祝大会上,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现在有了一位高人,能帮我们侦测到敌情了。

说罢,就把这个高人请到了主席台。

这是王诤在红军的首次亮相。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毛泽东说,我们工农红军也有了千里眼、顺风耳,这是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

主席这可不是恭维话,

当时很多红军战士是农村出身,自然很难理解,王诤一天捣鼓个破铁疙瘩,竟然能胜过千军万马。

无线电侦听,于他们当时的想象力,已经超纲了。

到了第三次反围剿的时候,王诤更是直接截获了蒋介石发给部下的作战电报。

这让毛泽东完全弄清楚了蒋介石的作战意图,制定出把国民党军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最后进行突然反击的策略。

红军主力避开敌人的锋芒,从闽西出发,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只留一小部分在原地吸引敌人。

王诤安排了一部电台跟随毛泽东主力行动,又安排了一部刚缴获的电台留在原地。

这是红军史上第一次实现无线电通信联络。

高手下棋,又是敌明我暗,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成绩斐然,六战六胜,歼敌3万余人,缴枪1.5万支。

在1933年的8月1日,第一届建军节庆祝大会上,屡建奇功的王诤荣获二级红星奖章。

同时获奖的有34人,包括陈毅、肖克、罗瑞卿等。和根正苗红的他们不一样,王诤是俘虏来的一个国民党兵。

这个奖,无疑是毛泽东对身边这位“高人”最高的肯定。

王诤原名吴人鉴,江苏常州武进人。

他的父亲当过小官吏,因升迁无望回家耕读,觉得当官没什么意思,做人还是学一门技术比较好。

这个想法对吴人鉴影响很大,中学毕业时他就报考了无线电学校。这在当时,是绝对的高新科技。

吴人鉴入校后不久,该校被并入了由广州迁至南京的黄埔军校。本来只是想学门技术赚钱养家的他,就此跨入黄埔大门,成了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

毕业后,吴人鉴成为国民党军第9师的报务员,1930年调入第18师师部,很快崭露头角,成了电台台柱子。

年底,18师作为主力部队,对中央红军展开第一次“围剿”。

18师师长张辉瓒,毕业于保定军校,跟蒋介石去过日本士官学校,曾留学德国4年。他也喜欢诗文,可以说算是文武双全。

蒋介石器重他,当决定要围剿红军时,就让张辉瓒做前线总指挥,给他派出十万大军。

当时红军也就三四万人,想着这是一场给他镀金的必胜之战。

张辉瓒这人虽然能力不错,但性格不好,高傲主观,专横跋扈,极难与人共事,手下人对他也敬而远之。

当他率领大军围剿红军时,更生搬硬套了西方的军事理论,概括说就是“为消灭对手不惜任何手段和代价,无所谓正义和非正义。”

因而他下了一道残忍的命令:石头要过刀,板凳要火烧。40里内,凡10岁以上的男女,格杀勿论。

这可谓是妥妥的“三光政策”。

吴人鉴看到长官的所作所为,内心失望至极,一度想要另谋出路。

直到1930年12月30日,王诤的命运在这一天开始改变。

张辉瓒孤军深入,在龙岗中了红军的埋伏,被打得丢盔弃甲,部下9千余人悉数被俘。

红军在活捉张辉瓒的同时,还俘虏十余名电台报务人员,他们第二天就被带到了红三军军部。

当问到吴人鉴时,他说:“我叫王诤。”

这是他敬佩的一个明朝高官,刚正不阿,体恤百姓,敢直言进谏,有“铁御史”之称。

从此,王诤这个名字也载入了新中国的史册。

十余名被俘的报务员,当天都表示愿意加入红军,但后来有骗取红军津贴逃走的,有长征中牺牲的,还有被错杀的。

只有王诤一路通关,成为开国中将。

20来岁的他,是在红军的队伍里,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信仰。

王诤加入红军后,迫切想开始工作,可去找电台时,发现糟了。

因红军战士不知道电台为何物,在清理战利品时,一个红军战士把电台的发报机给砸坏了。

王诤眼前,只剩下收报部分。这也是后来为什么常说王诤将军是“半部电台起家”。

1931年的1月6号,这半部电台在江西小布村正式架台工作,红军的无线电台宣告诞生。

因只有收报机,还无法直接跟外界联络,王诤想了想,主动提出收听广播社的电讯稿,抄录下来,给首长参阅。

当时,中央红军因为被国民党军分割包围,正身处穷山恶水之间,书报杂志奇缺,国内外的消息更是严重闭塞。

以前毛泽东每到一处,最先要找的就是“精神食粮”——报纸。

现在有王诤每天送来的电讯稿,毛泽东大喜过望,说:“这不就是没有纸的报纸吗?”

这种靠摘抄收集的信息,王诤给它取了名字——《参考消息》。

你没看错,就是延续至今的《参考消息》。

红军地处偏远,破损的收报机信号很弱,王诤时刻守在收报机前,屏气凝神,捕捉一丝丝微弱的电波,再快速抄录下来。

因为王诤的到来,让中央红军虽然在深山打游击,但信息始终和世界保持同步。

这对掌控全局的操盘手毛泽东来说,很重要。

王诤的表现,毛泽东、朱德都看在眼里,他们决定成立红军无线电队,让王诤任队长。

我们常说,人才有几种,一种是专门技术性的人才,还有一种是管理性的人才。

王诤恰恰是两者兼得的人才。

一方面他精通无线电的业务,另一方面他很有管理才能。

王诤加入红军后,虽然只有半部电台,但他马上跟中央提出了几个重要的建议。

第一,搞培训班,因为光他们几个俘虏兵不够,红军是要发展壮大的。

搞培训班,他还分成几种。

一种速成班,首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比如红一军团有了,红三军团没有怎么办?

通知前方各个部队,注意缴获敌人的无线电台、通信设备。先给没有的军团配一个。

再搞一个普通班,分层次来培训,以符合部队发展的实际情况。

王诤的培训班,中央军委非常重视,在第一个培训班的开幕式上,朱德讲了话,有句话后来成了名言:

在我们红军的字典里面没有“困难”二字。

朱老总这样说,核心是相信王诤能办好。

当时红军战士多半都是文盲半文盲,王诤硬是克服了种种困难,在没有教材和教学用具的情况下,给大家把通信基础讲明白了。

王诤也成了红军通信的祖师爷,无人不识。

也因红军各军部人员都是王诤的学生,让他在后来的长征中,再次为深陷危机的红军扭转战局。

他让伟人真正实现运筹帷幄之间,决胜千里之外。

1934年 ,因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毛泽东失去在党中央的领导权。

正是在红军最难的时刻,王诤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就是在这一时期,王诤也没有停止给毛泽东摘抄消息。为避嫌,他把参考消息摘抄在纸烟壳上,悄悄带给毛泽东。

我们现在常说,人的能力很重要,但选择更重要。

而人生的选择,是建立在自己的三观和长期的远见卓识上。

10月,中央红军被迫北上长征。

离开了根据地,红军需要机动分散,军委机关和各部队每天都处在流动之中,可以说是宿无定所。

面对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此时王诤和他的无线电队,成了这支流动大军的神经系统。

每支部队今天到什么地方,明天到什么地方,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办法按照预先计划去走。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保持无线电通讯是很困难的事。

因为部队在行军中没办法开设电台,必须到一个固定地方才能架设天线,还得把汽油灌到发电机的马达里,马达启动后才能发电,给电台供电。

这就带来一个大问题,一支部队出去了,遇到情况需要跟中央沟通汇报,结果中央还在走路,就汇报不了。

怎么办?

王诤就想了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叫无线电接力通信。

他把无线电一分为二,一个电台跟着总部一块走,天黑出发,天亮到了露宿地马上架机,和各个军团沟通联系,收发电报。

总部出发时,留下一个电台在原地,他继续值班,等总部快到的时候他再出发。

这样的话,他上午赶到总部,到了之后才休息,其他战友再替换他工作。

在长征这史无前例的高机动作战中,王诤不仅保证通信的畅通,侦听敌情不间断,还冒充总台发报欺骗敌人。

这些开创性的通信指挥,现在也还在军队中使用。

中央首长也看到了无线电队没日没夜的工作,对他们关怀备至。

每一个无线电报务员都有特殊补贴,他们的工资比毛主席都要高好几倍。但面对特殊的补贴,王诤很快把自己的推掉了。

红军走到甘孜地区时,彭德怀还专门准备了两公斤炒面,一公斤大米,转交给无线电队。

这是一份重礼,因为当时红军只能吃上草根树皮。

王诤拿到这份重礼怎么办呢?

他把这一点东西分成30份,19份给了自己的部下,10份给了总部吹号的号兵,王诤认为号兵也属于通讯,工作很辛苦。然后,自己拿了最少的那一份。

长征,对每一个经历过的红军指战员来说,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王诤也是九死一生。

1934年11月底,中央红军连续突破了三道封锁线后,来到了湘江东岸。

此时蒋介石已经调集30万重兵,再次部署了第四道封锁线,想把红军这支疲惫之师一举歼灭。

这里有一封非常关键的电报,发出于12月1号凌晨1点半。电报说,尽管阻击坚守无比困难,但必须坚守到下午1点半,保证中央渡过湘江。

第二天,留在湘江东岸阻击敌人的红34师完成了掩护任务,但也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

保障红34师通信的无线电21分队,在枪林弹雨中收到了中央军委的最后一封电报——全力突围,如不能渡江,则在兴安以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通信人员将电报交到了师长陈树湘的手上后,含泪砸烂了平日自己视若生命的发报机,端起上好刺刀的步枪,与剩余的3000名官兵一起扑向了敌人。

硝烟遮蔽了天空,这批优秀的红色通信战士,没有一人退却,全部壮烈牺牲。

王诤也身负重伤,昏迷中战士轮流背着他强渡了湘江。

湘江之战,红军8万多人,锐减到只剩3万人。

醒来后,得知为了保护自己,至少有7名战士倒在了江水中,王诤止不住泪流满面。

为了摆脱围追堵截的敌军,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了黔北重镇遵义。

1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这成为了中国革命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当时敌军不仅是地上追,还有飞机在天上炸。

有一次,红军刚到达云南曲靖时,就遇到敌机轰炸,等轰炸结束继续往前走,突然发现王诤不见了。

王诤本来是有马的,但他从来都不骑这个马,一直用来驮设备。

找不到王诤,中央非常着急,不仅是无线电员太珍贵了,而且当时王诤已经是红军三局的局长,掌握着红军的整个通讯系统。

周恩来立即派出一个排的战士,沿着刚才行军的路线往回找,但找了一天也没有找到王诤的下落。

想到和王诤一起加入红军的几个国民党报务员,已经有骗取津贴后偷偷逃跑的,中央军委着急开会,商议怎么办。

就在这危机时刻,一个通讯员来报,说红一团报告王诤在他们那里。

因为空袭的时候,王诤太疲惫了,又拉肚子,一下子就昏倒了。等他醒来,突然发现部队已经走了。

红军行军速度是很快的,王诤拖着病体,独自一人追上红一军团,全靠革命信念了。

到了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四川懋功达维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当时红四方面军有8万余人的强大实力,而红一方面军只剩不足2万人。为团结红四方面军北上,中共中央决定张国焘代替周恩来出任红军总政委。

按照这一部署,通信部门也要相应调整。但张国焘另有企图,一直不愿将红四方面军的电台交给王诤统一管理。

当政治局提出北进时,张国焘却提出南下。到了正式会议上,张国焘表面同意,实际上却在背后搞起小动作。

当时周总理就问了王诤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以你的了解和估计,张国焘想不想北上?

王诤果断回答说,他们根本不想北上。

总理一听,很惊讶,问,你怎么知道的?

王诤说,按照分工,两个部队要保持一个星期的路程。但张国焘的通讯电台只带了3天的电池,证明他根本就不想走远。

果然,严酷的党内斗争开始了。

毛泽东得到情报后,率领红一军团和中央机关迅速北上。

张国焘继续南下,并以统一指挥为名,收走了中央军委同红二、红六军团联络的电讯密码本,中断了中央与红二、红六军团的通信联络。

周恩来曾多次致电张国焘,请将与二、六军团密码速告知,以便直接通报。

但张国焘拒绝提供密码。

为了与红二、红六军团尽快取得联系,中央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王诤。

没有约定波长,没有对方的呼号,双方密码不通,要想用常规联络方法联络,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王诤接到任务后,开动脑筋,选择了一个最笨的方式,那就是不惜成本带领三局同志长时间收听。

他把自己的床铺都搬到了机房,与战友们昼夜轮班守在电台旁。

半个月过去了,电台的耳机中没有传出一丝有用的信息,大家都几乎绝望了,可是王诤依旧鼓励大家坚持下去。

直到1936年1月27日晚上12时,王诤凭着自己过硬的本领,从他熟悉的一个发报手法中辨认出是红四方面军的电台正在同红二、红六军团的电台通报。

当电报发到三分之二时,红四方面军的电台电池即将耗尽,需要暂时停下来充电,对方发了个电码,示意暂停10分。

王诤当机立断,迅速插入呼叫。

红二、红六军团的电台一听,手法与刚才联络的电台发报手法不同,便用明码问道:你是何台?

王诤回答:我是总队长王诤,奉命与你们联络,请严队长上机,有重要事要谈。

对方大吃一惊,赶紧把电台队长叫来。这些电台台长,都是王诤之前培训的学生,熟悉王诤的发报手法。

双方很快确定彼此身份,王诤随即发去一份周恩来致任弼时的电报:义兄,我们已到陕北保安,豪密留老四处。弟豪。

豪密专指周恩来创办的电讯密码,老四即红四方面军。

贺龙和任弼时才知道原来张国焘并不代表中共中央,他只是假借了中央的密码。

惊心动魄的10分钟,中央与红二、红六军团终于联络上了,张国焘分裂中央的密谋这才破产。

也才有了我们后来知道的历史——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中央红军抵达延安后,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

延安第一时间通过电台,向全国发出联合抗日的声明。在成功解决了西安事变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建立了广大的根据地。

根据地遍布全国各地,王诤为了搭建了健全的无线电网络通信,连最远的琼崖纵队,都想办法送过一部电台。

八年抗战,中共中央真正意义上实现中央统一指挥,根据地独立自主,让侵华日军陷入到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当时王诤的中央军委三局,无线电侦听已经非常完备,他们已经可以自己制造侦听设备了。

他们侦听到的一些日军情报,被转送到重庆后,连蒋介石都大吃一惊,让戴笠赶紧向延安学习取经。

抗战胜利后,王诤和两万多干部准备派往东北,抢占东北迎接苏联红军。结果他刚到机场,一匹快马从延安枣园跑出来,把王诤截在机场。

毛主席要让王诤留下。

自从1931年两人相遇,王诤一直如影随形在主席身边,主席的很多决策,得依靠准确的信息。

打战古今中外都离不开通信,古代的烽火台、八百里加急,传令兵,都是通信。

高人就是高人,王诤留在陕北,对中央的转战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这个时期,国民党军队已经从美国购进无线电测向仪,一旦电台频繁通信,他们就知道党中央所在地。

因为只有总指挥部才会频繁发电文。

针对这一危险,王诤采取了一个什么办法呢?

王诤就顺着对方的想法,把大功率电台建在黄河边上,给中央携带4部小电台,小电台分散发给大电台,在用大电台解密后发往全国去。

原理就很像我们现在的手机基站。

这还不算完,王诤还经常让这个大电台移动位置,引诱国民党军队逼近后,马上转移黄河东边,这边是解放区,国民党不敢过。

等国民党走了,他又把大电台搬过黄河而来。

王诤就是用这个办法,把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耍得团团转。

毛仁凤后来总结自己“剿共”最大的失败,说就是在陕北始终没有找到毛泽东的位置。

后来,周恩来在西柏坡说,我们的指挥部是世界上最特殊最小的指挥部,我们不发枪,不发子弹,只发电报。

而毛主席更是高兴说,我要给王诤发最大的勋章。

主席没有食言。

1955年,王诤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王诤也靠着自己超人的智慧、坚定的信念,真正书写了从俘虏兵到开国中将的传奇一生。

王诤将军的传奇还有很多。

“永不消逝的电波”的指挥者是他,和美军进行气象观测网络建设谈判的高手是他,让美军无奈签下了不平等条约。

抗美援朝中,他更是开启和美军电子对抗战,为志愿军夺取制空权。

六十年代,他又在中国上空重启和美军的高空对接,打到美军U2高空侦察机从此不敢再飞临中国领空。

和平建设时期,他和苏联专家对着干,把总理堵在办公室,为中国半导体产业布下百年大局。

王诤是一个我了解越多就越敬佩的人,同时也是遗憾最多的一位。

遗憾他太早离开我们。

身为新中国电子工业的主导者,他的每一项抉择,直接关乎现在每一个人的生活。

在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后,我也有幸拜访了王诤将军的后人,了解到王将军更多的传奇故事。

我们下期继续讲述,敬请关注。

编写:霞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