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防城港发布
防城港海洋文化的开篇
贝丘遗址
贝丘俗称贝丘遗址，以传统文化层次中包含人们食余弃置的大量贝壳为显著特征的古代遗址类型。年代主要为新石器时代，有的延续较晚。分布在沿海、内陆滨湖和临河地带，所含贝类基本上分为海生和淡水两大类。其堆积层中往往发现文化遗物、鱼骨和兽骨等。这种遗址反映出渔捞活动在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在考古等科学工作中通过对贝丘位置、贝类种属及其生活习性的研究，可帮助考察自然环境的变迁。
1959年，广东省博物馆考古人员在防城江山半岛发现过亚婆山、易兰嘴、杯较山等三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1976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考古人员在防城茅岭乡东南面茅岭江中心小岛发现龟墩贝丘遗址。197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在东兴江平镇发现交东村社山贝丘遗址、茅岭乡大陶村蟹岭遗址、附城乡大王江村番桃坪遗址。1983 年以后又发现多个类型不一的贝丘遗址。从陆地淡水人海处留下的遗迹考证证实，距今六、七千年前，防城港境内沿海已有人类在从事渔猎和采集活动。贝丘遗址的发现是防城港沿海历史文化的开篇，是防城港沿海古人类生活的发源地。
▲贝丘遗址剖面图
生活在防城港沿海的先民们，通过捕捞获取食物，日积月累，遗留下人们食用过的贝壳、鱼骨等遗物，从而形成包含大量贝壳的堆积物，这类遗址被称为贝丘遗址，是人类居住遗址的一种表现方式。在这种遗址的文化层中，主要夹杂着贝壳和各种食物的残渣，同时也有石器、陶器、骨器等遗物和房址、灰坑、墓葬等遗迹。通过对贝丘遗址的分析研究，不仅能弄清该遗址所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序列，还能从其自身的文化因素特别是贝壳种类的变化了解沿海地貌和自然环境的变迁以及人与环境的关系。
▲社山贝丘遗址
防城港现存的贝丘遗址都处在临海的山坡上，有的就在海潮浸泡的小岛上，临水倚山，旁有淡水注入，适宜人类居住活动。这类遗址以海生斧足类和腹足类软体动物的硬壳堆积为特征，出土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骨器、蚌器和陶片。以打制石器为最普遍的生产工具中，以具备尖端和厚刃的蚝蜊琢、通体磨光的手斧状石器等为典型。陶器全是夹砂陶，反映了它的原始特性。从这些遗址反映出来的生活情况看，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当时的经济生活以采蚝、捕鱼为主，也上山狩猎和兼营农业。其相对年代距今六七千年。
1978年1月，国家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调查防城港海岸地貌时，在白沙澫牛头渚发现一处几何印纹陶文化遗址，所采集到的陶片大部分火候较高，胎质坚硬，胎色以灰色居多，其次是淡黄色和紫褐色。纹饰皆印制有绳纹、网状纹、雷纹、菱形纹等。此处遗址发生的上限可能是春秋时期，下限为西汉中期。
由于气候温润，土地肥沃，物产丰饶，防城港一带居民自古就过着一种较为富足而浪漫的生活，一切可供人类食用的东西都来得那么容易:丛林里四处奔跑着千奇百怪的野兽，田野上一年四季长满取之不尽的野生植物、蔬菜瓜果，大海中游弋着鱼虾蟹鲎和无穷的贝类，只要人在海里站上一会儿，没有渔网也会鱼获而归。长期进化下来，一方面人们满足于现状，长期处于原始公社—部落联盟的制度之下，另一方面则孕育了独特的图腾文化和饮食文化，创造了充满想象的神话故事和妙不可言的歌舞。
▲社山贝丘遗址古人类活动雕像
目前，防城港保存较为完整的贝丘遗址主要有两处，一处是位于防城区茅岭镇小陶村梁屋屯附近一个海墩上的龟墩贝丘遗址；另一处为位于东兴市江平镇交东村的贝丘遗址，命名为“社山贝丘遗址”。上述两处遗址经有关专家考证属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贝丘遗址，1981年公布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社山贝丘遗址公园入口
防城港从遥远的岁月走来。从贝丘遗址可以看出，早在新石器时期防城港沿海的先民就在这一带海域丘陵高山风餐露宿，以最原始的手段，打制出各种石器工具，他们就凭借着这简陋的生产工具顽强地写下了生命的华章。他们或采螓或捕鱼或狩猎或耕作，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们深深浅浅的脚印烙在这片广袤而富饶的大地上。恶劣的自然环境没能扼杀他们顽强而坚韧的生命力；朔风烈日阻挡不了他们生息繁衍的信念和意志，自然界毒蛇猛兽的侵袭也无法停止他们谋生的脚步；堆积成山的贝丘，便是他们留给今人一本无字的奋斗历史。
▲七彩贝丘湾
供稿：中共防城港市委史志办 陆汉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