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
“引导大银行服务重心下沉”，2019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对大型银行服务下沉提出明确要求。在此后几年中，根据机构财报和监管统计数据，六大行普惠小微贷款和涉农贷款增速均超过银行业整体水平。到今年上半年，六大行普惠小微贷款增速仍保持在30%以上，较全行业26.1%的整体增速高出9.2个百分点；同时，六大行涉农贷款增速达到23.5%，较银行业高出7.5个百分点。
得益于在资金成本、边际运营成本、金融科技研发等方面的优势，国有大行近年来加速布局下沉市场，给长期服务社区、县域地区的农村中小银行带来巨大竞争压力。而在今年4月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2023年加力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质量的通知》中，多年来对普惠小微贷款增速、户数“两增”的量化指标要求又正式取消——这被业内视为监管引导普惠金融由“扩面”向“提质”转变。在较短时间里，我国普惠金融竞争格局发生变化，应如何看待这样的变化？缺少规模优势的农村金融机构应如何应对大行下沉？是否有必要以做大规模应对大行竞争？要进一步完善普惠金融服务生态，金融部门还可以采取哪些举措？在近期召开的2023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暨数字经济开放研究平台学术峰会（以下简称“论坛”）上，多位行业人士和业内专家围绕上述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察和观点。
竞争格局是否会持续
如果服务下沉不是机构的一时考量，而是在战略层面做了很深的布局，实际执行上也很务实，那么大行的普惠小微业务就会持续做下去。小银行要做好大型银行长期下沉服务以及在长尾市场持续投入的准备，要尽快厘清自身战略定位。
在之前较长一段时间里，大型银行被认为做不好普惠金融，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江苏微金创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嵇少峰认为，从政策面看，全面提高普惠金融的渗透率和绝对值毫无疑问是正确选择，并且客观看，大行下沉也有其必要性。稽少峰在论坛上表示，不可否认，大部分小行在普惠小微金融服务上能力欠佳；在缺少其他类型机构竞争时，小银行也缺少在普惠小微领域投入研发、提升能力的动力。而更多大型银行和标杆银行的竞争可以更好地把中小银行战斗力激发出来。
经过近几年实践可以看到，多数大行普惠金融业务量增速明显，并且在服务下沉过程中也正在形成与其优势相对应的服务渠道和业务逻辑。
以建行为例，截至今年半年末，该行农户生产经营贷款余额3138亿元，而这一指标在其2019年末设立乡村振兴金融部前仅有不到400亿元。建行也是今年上半年国有六大行中涉农贷款增速最快的银行。建行乡村振兴金融部总经理吴敏在论坛上表示，普惠金融除了强调可获得、可触达之外还有可持续，如果仅凭一时冲动，不计成本地推广、不理顺经营逻辑，是行不稳走不远的。所以从下沉服务开始，该行就在构建自己的逻辑体系，以实践解决需要面临的问题。据吴敏介绍，建行在普惠金融领域的实践可以被归纳为科技化、社会化、综合化、生态化。具体而言，建行近年来已在全国75%左右的行政村设立了普惠金融服务点，结合其线上“裕农通”服务品牌，该行运用互联网技术和共享理念打造出线上线下综合服务体系，一方面给农民提供了基础金融服务和便民服务，另一方面也是更深入地融入乡村发展生态。与此同时，建行在部分地区配备了“金融副村长”，由其向村民介绍“裕农通”综合服务平台智慧终端、APP的使用方式以及更多业务办理方式，以此通过金融功能帮助社会完善发展功能和治理结构。
以这样线上线下综合服务体系为基础，建行运用农业保险、农业生产、土地流转等数据，完善农民画像，提供更有效的金融服务。此外，建行还聚焦特色产业，以产业中的某一环主体或市场为基础，向上下游场景和客群提供综合化金融服务。
如果服务下沉不是机构的一时考量，而是在战略层面做了很深的布局，实际执行上也很务实，那么大行的普惠小微业务就会持续做下去。在讨论环节，稽少峰还从需求角度论证了竞争格局将持续的观点。他表示，大型银行的小微金融业务已取得一定成效，同时目前我国实体经济增速放缓，信贷需求仍待提振，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监管要求变化，大型银行也不会立即调头只经营大额业务。因此，他提醒中小银行要做好大型银行长期下沉服务以及在长尾市场持续投入的准备，要尽快厘清自身战略定位。
农村中小银行应对竞争优势何在
农信社属于草根金融，草根金融天然与小农户、小企业亲和力较强，在信息获取方面有巨大优势，农信机构需要把这一优势发挥好。
处于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城镇化程度较高地区的常熟农商银行所承受的大行下沉竞争压力必然较重。但这几年，该行仍保持住了较快的业务增速，同时资产质量维持在较高水平。
截至今年6月末，常熟农商银行资产规模已超过3100亿元，但该行户均贷款余额不到42万元，该行发起村镇银行的户均贷款也逐步降至17万元左右。常熟农商银行董事长庄广强在论坛上介绍了他们的做法——不与大行直接对抗，而是去深耕大行做不了的额度更小、更分散以及无法通过线上对接到的需求。庄广强表示，该行近几年绘制过一份常熟辖区及周边的利率分布地图，他们发现常熟市以及周边郊区镇利率明显低，而常熟和无锡、昆山接壤的地区利率明显偏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地区的市场竞争程度。针对于此，该行向更偏远地区进行业务拓展。与此同时，常熟市新市民群体也较多，不同于老市民，新市民金融服务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撑，是大行难以服务到的群体。面向新市民金融需求，常熟农商银行设立了一套新市民指数，来反映他们在安居、创业、家庭资产管理方面的金融服务需求满足情况——这也是近年来该行的发力重点。此外，依托于发起的村镇银行，该行在做到业务做小做散的同时，还实现了服务地区分散化。
稽少峰认为，不同类型银行机构需要明确自身在开展普惠金融方面的优劣势，并且有针对性地进行战略和经营调整。大行的优势是科技力量，但机构大、组织条线长，决策流程就需要尽量标准化，否则容易出现风险。大行与地方政府、客户进行合作和沟通上的难度也较大，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科技投入解决，但目前纯数据化的小微信贷解决方案并不多，那么如何在技术和战术上进行差异化安排，如何平衡长期技术投入与短期业务发展之间的关系，就是大行需要回答的问题。在现有的服务架构下，考虑投入产出，大行总有服务边界。根据大行在本地下沉情况，中小银行可以深耕大行在辖区内服务不好和服务不到的需求，实现差异化竞争。具体而言包括非标业务的标准化和标准化产品的个性化，前者可以降低长尾业务经营风险，后者则可以将成熟金融业务在服务辖区产生增量经济效益。
从这一定位看，多位参会者认为，农信机构不应通过做大规模化解大行竞争压力和风险问题。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副所长、二级研究员姜长云表示，农信社属于草根金融，草根金融天然与小农户、小企业亲和力较强，在信息获取方面有巨大优势，农信机构需要把这一优势发挥好。安徽省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黄然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从需求端看，黄然表示，目前部分地区农户仍不会用智能手机不上网，农村很多财产也没有数字化反映，很多农户需求都是在于他们交谈中发掘出的，这些通过数字化手段都无法解决。更关键的是，银行法人层级一旦提高了，基层工作人员的上浮力就会更强。浙江农商联合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陈博恺认为，不仅是人员，机构一旦规模做大，天然有追求规模效应的冲动，容易在资本驱动下有做大项目、服务大企业，这也不利于业务做小做散。
做大规模可以适当提升规模经济效益，但它解决不了支农支小的政策性目标问题。与此同时，要保持县域法人地位，就需要更好发挥省级大平台的作用。黄然认为，大平台集中一部分功能，就是把大的优势嫁接到小银行上，在较大程度上弥补小银行的缺陷。还有从业人士提醒，大平台还要确保制度设计方向的不偏离，除了明确小银行定位外，更要重视风险背后的人的因素，做好适度的管理和约束。
未来如何行稳致远
各层级需要建立更开放、合理的监管、统计、考核办法，让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寻找到符合其自身定位和服务能力的客户群体，设计相应的服务方式和风险管理方式，探索出差异化的回报方式。
在2021年，金融监管部门曾对小微业务的真实性加强了考核，严查房抵贷、剔除票据融资，让部分金融机构小微贷业务数据缩水。这背后有房抵贷与小微贷利率倒挂问题，也有监管要求带来的客观驱动。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认为，每家银行都有自己的资产负债表、资产结构和客户结构，只有发展结合自身定位、区域特征、资产负债基础等找到潜在服务对象，才能形成差异化竞争。与此同时，他重申普惠金融定义不应该被泛化，一旦不符合普惠金融实质的业务被统计在普惠金融业务量中，一定会挤占对真实的普惠金融需求的满足。因此，各层级需要建立更开放、合理的监管、统计、考核办法，让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寻找到符合其自身定位和服务能力的客户群体，设计相应的服务方式和风险管理方式，探索出差异化的回报方式。
稽少峰也有同样的看法。在他看来，普惠金融的核心技术攻克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目前，较大比重的小微贷款满足仍是采用抵押贷款方式。对于普惠金融发展情况的考量应从余额逐步转向技术层面的创新探索。
对于普惠金融技术的探索，刘晓春进一步强调人的关键作用。他表示，科技不能提高借款人的信用水平和道德水准，运用金融科技也不能提高借款人的经营水平和还款能力。真正的金融业务逻辑是人掌握的，因此，关键的是把人的能力锻炼起来。无论大小机构要有人沉下去服务中小企业，不能完全寄希望于金融科技。他强调要从管理上建立长效机制，可以在制度设计、考核、报酬上综合考量，让市场去发挥作用而不是简单地用理想、责任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