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法律专家预测，到6月底，美国最高法院将禁止高等教育机构基于种族因素录取学生。对于倡导“多元化、公平和包容”的企业界平权运动，教育界平权运动面临的这一前景将给它带来一场虽不致命但足够震荡的冲击。
这一前景到来之际，企业界本已身陷文化之争的激烈交火，不论是消费者抵制某个流行啤酒品牌，还是共和党领导的州拒绝与宣扬“环境、社会及治理”投资理念的金融机构合作。最高法院如作出上述裁决，“多元化、公平和包容”(DEI)可能很快会取代“环境、社会及治理”(ESG)，成为保守派最厌恶的一个缩写词。
最高法院届时将对两个案子作出裁决，其中之一围绕哈佛大学，另一个围绕北卡罗来纳大学。它可能会废止几十年前的一些判例。1978 年，最高法院就加州大学董事会诉巴克(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 Bakke)一案作出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禁止招生时采用配额制，但允许将种族因素作为决定是否录取的诸多因素之一。该院当时的理由并非是要纠正种族主义遗留问题，而是为确保大学课堂上学生背景和观点的多样性。
不久之后人口统计学家们就预言，到 2000 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将主要是女性和少数族裔，于是，多样性成了一个目标乃至口号，学术界和企业界在应对不断变化的申请人群体及证明他们录取学生和员工的决定的正确性时会经常引用。
与此同时，保守派人士对它的抵制也越来越强烈。在哈佛大学的案例中，反对者认为，多元化为歧视美国亚裔申请人提供了借口。倡导多元化、公平和包容运动的人士预言，企业界将成为下一个遭到公开反对的领域。“美国企业看到这种情况会说，‘他们先是针对教育界开战，下一步就会找上我们，’”领导力培训机构NeuroLeadership Institute 的多元化、公平和包容事务全球负责人珍妮特·斯托瓦尔(Janet Stovall)说。
对于公司而言，这样一种裁决的连锁反应可能会立竿见影。首先会从少数族裔学生的入学率下降开始。加州 1996 年第 209 号提案禁止种族“加分”之后（当时全美共有9个州实行此类禁令），到1998 年秋季禁令生效时，在加州大学录取率最低的那些校区，黑人新生人数减少了一半。某些地方这方面的数字一直没能恢复。
少数族裔入学率下降的结果是，这些来自代表性不足的弱势群体的人能找到工作及能担任管理角色的人将越来越少。包括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谷歌和捷蓝航空(JetBlue)在内的近70家企业已向最高法院提交了一份陈述，警告说如果不实行平权运动，他们将丧失找到“高素质的未来员工及商业领袖的渠道”，并将难以实现多元化招聘目标。
仅从具体法律条文来看，最高法院的裁决将不适用于企业。哈佛等私立大学受民权法案第六章管辖，它禁止在接受联邦资助的项目中存在歧视。而私营部门的工作场所受该法案第七章管辖，虽然用词相似，但它们属于不同领域。尽管如此，律师事务所 Hopkins & Carley 的就业事务专员丹尼尔·派恩(Daniel Pyne III)认为，它们的“许多推导过程和基本法律原则”是相同的。如果法院宣布教育领域招生时考虑种族因素的政策无效，“它将强烈暗示”在企业用工方面“可能也会做出同样的决定”。
西北大学政治学教授兼多元化与民主研究中心主任小阿尔文·蒂勒里(Alvin Tillery Jr.)表示，他担心保守派活动人士会“向企业发送一堆威胁信函”，这将“会导致他们索性关闭所有多元化、公平和包容工作。我认为这可能会是最现实的情形。”
一些政治家已经在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去年签署了一项法律，针对为解决工作场所歧视现象或为倡导多元化而开展的培训作出限制。（同年8月一名联邦法官阻止了这项法律。）这位州长目前正在争取获得共和党2024 年总统大选提名。今年5 月德桑蒂斯又签署了一项法案，禁止该州公立大学将州或联邦资金用于多元化、公平和包容运动。在得克萨斯州，共和党籍州长格雷格·阿博特(Greg Abbott)6月签署了一项类似法律。
立法者们并非没有注意到教育领域平权运动在美国并不受欢迎。2020年3月，在一项有1万名成年人参加的民意调查中，74% 的人认为种族或族裔不应成为学校招生时的考虑因素。在右翼的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担任高级研究员的迈克·冈萨雷斯(Mike Gonzalez)表示，基于种族因素对人们区别对待是明显有违公平的做法，“我希望最高法院让这种行为终结。”
企业实行的旨在纠正过去的某些公然歧视行为（比如某些工会拒绝黑人员工加入，导致他们无法在实行工会集体谈判制的工厂找到工作）的项目可能会受到保护。而其他招聘和晋升方面的措施可能会受到冲击。
多元化、公平和包容类项目可能会全部涉及。有些项目只不过是在黑人历史传统月期间张贴标语或创建员工联谊组织。其他的则比较复杂，比如对企业的劳动力和商业行为进行种族平等方面的审计，或设定招聘和晋升方面的目标等。
2020 年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死于警察执法行动之后，多元化、公平和包容行动开始超速发展。麦肯锡公司(McKinsey)的数据显示，从 2020 年 5 月到 2022 年 10 月，超过 1300 家美国公司承诺为种族平等计划提供总计约 3400 亿美元的资金。不过，实际支出有多少很难追踪。
摩根大通公司(JPMorgan Chase)于2020 年 10 月表示，将向黑人和拉丁裔购房者增加 4万笔按揭贷款指标。花旗集团(Citigroup)承诺斥资 10 亿美元用于缩小种族贫富差距。特吉特(Target)、沃尔玛和耐克均参加了一项全国性行动计划，目标是到2030 年雇用和晋升 100 万名黑人员工。
但这股势头现在已经慢下来。彭博新闻社曾报道称，摩根大通2021年仅为黑人购房者额外办理了122 笔按揭贷款，而向西班牙裔购房者提供的贷款笔数实际还有所下降。不过该行表示它仍在致力于实现上述目标。领英(LinkedIn)表示，从2021 年初到 2022 年底，在10 个增长最快的企业高管职位中，首席多元化官是唯一一个招聘开始放缓的职位。在科技类公司的一连串裁员潮中，多元化、公平和包容团队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2020 年的时候，每个人都想发出最响亮的声音、发表最大胆的宣言、做出最大的承诺，”代码女孩组织(Girls Who Code)创始人瑞什玛·索贾尼(Reshma Saujani)说，“现在变成每个人似乎都想成为逐底竞赛中跑得最快的那个。”该组织鼓励年轻女性学习计算机学科。
最高法院的裁决以及对诉讼的担忧可能会加速这种倒退。“明确、直接的配额可能会是最容易被盯上的，”上述就业事务专员派恩说，“有其他公司采取了比较笼统并且有点难以量化的措施，”他说，“这些会有点模棱两可。”
问题在于，比较激进的策略往往是最成功的。以“曼斯菲尔德原则”(Mansfield Rule)为例，该原则要求一家律师事务所至少有 30% 的合伙人及领导层候选人来自代表性不足的群体。它以美国第一位女律师阿拉贝拉·曼斯菲尔德(Arabella Mansfield)的名字命名， 2017 年由倡导法律行业增加少数族裔从业者的多样性实验室(Diversity Lab)提出实施。多样性实验室表示，2017 年至 2019 年期间，在那些实行该原则的律师事务所，管理委员会的多元化程度是未实行该原则的事务所的30 倍还多。
多元化、公平和包容运动培训服务机构 Ellavate Solutions的负责人埃拉·华盛顿(Ella Washington)预计，大多数公司不会停止这方面的努力，但用于这方面的资源可能会持续减少。“而如果没有资源来推进这项工作，那么工作就无法完成。”
这可能不利于企业盈利。麦肯锡公司2019 年对 15 个国家超过1000 家企业进行的一项分析发现，在种族和文化多样性方面排名位于前四分之一的公司，它们的财务表现比排名后四分之一的公司高出 36%。这家咨询公司的研究发现，多元化的团队往往更能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对多元化缺乏投入还可能会让企业留住顶尖人才的工作变得更难。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今年2月对近5000名美国就业人员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6% 的人称关注多元化、公平和包容是件“好事”。在就业服务公司 GoodHire 于2022 年对 3000 名美国劳动者进行的另一项调查中， 81% 的受访者表示，如果雇主忽视多元化、公平和包容原则，他们会离职。“此时此刻你可能会对未来会变成什么样感到关切，”华盛顿说，“但是不要惊慌。不要抹煞你之前所做的那些工作。”
我们所了解的平权运动可能很快就会消亡。但现在还不是开始为多元化、公平和包容运动筹备葬礼的时候，除非各家公司自己动手消灭它。
以下辑录了六位受访者讲述他们与平权运动相关的经历，有好有坏，时间跨度长达五十年。他们当中多数人表示自己从中受益了；有一位认为它不符合美国的传统精神。本文对采访内容进行了编辑，以求表述更清晰且符合行文风格要求。
詹姆斯·诺曼(James Norman)，40 岁
Pilotly 首席执行官◼加州奥克兰市
2015 年我与他人共同创立了 Pilotly。它是一个创意内容市场研究平台。我们与世界上最大的内容生产方合作，调研电视节目、电影和广告宣传等项目。现在我们有 25 名员工，我们的客户中包括奈飞(Netflix)和华纳兄弟公司(Warner Bros)等。还有探索公司(Discovery)。过去这十年左右时间里，硅谷地区在为多元化持续成长奠定基础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现在与 2009 年相比已经大为不同，那个时候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加起来一个房间就能容得下。
我在密歇根州与纽约上州之间的地方长大。从大概 8 岁的时候起，我就开始尝试将小生意做成更大的公司，比如高中时我开过的一家销售和安装车载音响设备的企业。我从上小学起就想从事工程方面的工作。高中时我成绩很不错，但因为经营生意非常忙碌。进入密歇根大学时，我英语部分的考试成绩远低于平均水平。他们让我参加了一个过渡课程，这项课程是平权运动的产物，目标是帮助来自弱势群体的人进入工程学等专业。
2011 年，我参加了一个名叫NewME Accelerator的项目，是它的第二批成员。这个项目（由黑人企业家共同参与创立）是一个致力于在弱势群体中培养科技人才的居住类项目。它使得很多黑人有了来硅谷发展的可能。如果没有它，我能叫得出名字的那些黑人科技企业家就不可能坐到现在的位子上。我们既没有知名度也没有人脉。如果不是在旧金山，想创办自己的初创公司只能是自欺欺人，就相当于你想在俄亥俄州成为一名电影明星。NewME 现在已经不在了，但透明集体(Transparent Collective)仍在延续它做过的一部分工作。这是我创办的一个非营利组织。如果这样的项目被清除，那说明这个社会开始倒退了。
2011 年的时候，拿到过风险投资的黑人可能还不到 100 位。风险投资家中间基本没有黑人。你所在的领域里，仅有的榜样都是些没有跟你遭遇过同样的系统性障碍或者来自同样背景的人。如果大学招生时不考虑种族因素，他们的上升通道将变得更有限。归根结底，有能力创建有发展潜力的科技公司的人通常都是有机会在顶尖大学就读的人。不幸的是，这一点目前还需要讨论。大学天生就需要思维的多元化，就像企业需要它一样。
卡罗琳·博哈农(Caroline Bohanon)，79 岁
退休放射科医生◼拉斯维加斯
在我一生中，我曾经遇到过两个人对我说我做不了某件事。第一位是我上初中的时候。当时我们要参加算术考试来检验我们是否具备学习代数的基础。那位老师告诉我，虽然我考试通过了，但我不该选修代数，因为我可能只能考到D和 F的成绩。我告诉她我的兄弟学过代数，所以我也要学。我后来还是学了。而且我拿了全A。
第二次是在念大学的时候。我对我的学业辅导员说我想当医生。他说医学院不会录取我，而且即便录取我了，我有两个孩子，我在学校的时候谁来照看他们？那一次我听从了他的建议。我说，“好吧，那我会改做研究。”
事情原本可能就这样了，直到有一天，有人敲我房间的门，当时我正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读大三。我开了门，来人是一家医学院的一名学生和一名教授。他们想录取我。我心想，“申请读医学院也没什么坏处。”于是我申请了加大戴维斯分校以及其他9所院校。只有戴维斯录取了我。直到入学后我才知道，他们当时有这么一个特别项目。（当时，这所医学院在100 个招生名额中为少数族裔留了16 个。）不过我申请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一点。
加州大学董事会诉巴克案发生的时候（1974年）我还在学校里。这个名叫艾伦·巴克(Allan Bakke)的人是名工程师，读过研究生，当时决定成为一名医生。他申请过多所学校，但都被拒绝了。他说加大戴维斯分校有人取代了他的名额。他为什么会有名额？被录取之前没人有名额。而且，你怎么知道有哪个学生是取代你被录取的呢？
如果没有平权运动，很难说我后来会怎么样。我可能进不了医学院。他们会找个理由不录取我，特别是考虑到我有孩子的情况。黑人女性这个身份可能也一直会是个对我不利的标签。不过，现实是我于1976 年毕了业，先是在陆军后来在空军担任放射科医生。2001年我以上校身份退了役。
编辑手记：巴克一案最终被提交到最高法院，该院1978年作出裁决：设置种族配额属于非法，但种族因素可以作为招生时考虑的诸多因素之一。裁决出来之后巴克被录取，后来成为一名麻醉师。
阿玛莉亚·达切(Amalia Daché)，46 岁
宾夕法尼亚大学副教授◼费城
我在古巴出生，3岁时来到美国。我父亲六十年代是名政治犯，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在古巴掌权的时候他是反对派成员。身为一名黑人，他面临种族主义和政治上的压迫，这意味着他的子女很可能永远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
1980 年马里尔港爆发偷渡潮期间我们成了难民。我们在迈阿密的难民营里住了几个月。之后一个天主教组织将我们重新安置到了纽约州罗切斯特市。我在一个以波多黎各人为主的资源贫乏的社区完成了全部学业。
17岁时我成了一名少女母亲。有很多东西我读高中时都没学过，我花了四年才读完社区大学。后来我转到纽约州立大学布罗克波特分校就读四年制本科课程。我在那里参加了麦克奈尔学者项目，该项目是六十年代末设立的，它是一项联邦计划的一部分（旨在帮助低收入学生和有色人种学生为攻读博士学位做准备）。
在被社区大学或本科生和硕士生课程录取时我没有因为平权运动受益，这些课程还是相当开放的。但在读博士时这项运动可能发挥了一定作用，因为拉丁裔到这一级占的比例很少。我的博士学业顾问是我遇到的第一位拉丁裔教授。
我的研究重点是低收入学生和有色人种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我想了解为什么我所在社区的孩子们不继续读大学。我高中时的朋友大多没上过四年制大学。我们的课堂需要这些人的见解，否则你无法理解这些社区存在的问题。我担心，考虑种族因素的招生工作将受到（最高法院裁决）影响，而这将相应地对这些社区产生不利后果。如果你不理解他们是拉丁裔这一点，你就不能体会到以拉丁裔为主的城市社区是什么感受。
我不知道这将给涉及种族因素的研究工作带来什么影响，但我希望我们能够继续资助针对历史上的弱势群体的研究。拉丁裔的入学率和学业成绩目前仍然很低，而拉丁裔是这个国家增长最快的群体。
美国是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一旦抽走种族因素，那些随时间推移一直伴随人们的历史因素问题就将无法解决，它们影响到他们能赚多少钱或为子孙后代创造多少财富。种族具有经济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它决定着这个社会什么样的人能成为一名领导者。
朱亚婷（音）, 55 岁
活动家，学生家长◼纽约
我是还有几个月就9岁的时候从中国台湾经新加坡移民过来的，在三年级快结束的时候开始上学。我们家的一个朋友在曼哈顿默里山一带有家外卖中餐馆。楼上是公寓，我们全家五口搬进了一套一室户，我父母开始找工作。
那段时期我们压力非常大。我母亲是名教师，我父亲是工程师。到这里我父亲不得不找清洁工和工厂工人之类的活。我母亲开始打零工、干体力活，比如在那些血汗工厂。那时是七十年代。
最初那几年非常艰难。我不会讲英文。会在肢体上和语言上被人欺负。从某些方面讲，这迫使我变得口齿流利、学习出色，能迅速完成我最终要做的所有事情，因为我不得不如此。
几年后，我父母攒够了钱，在皇后区东北部买了房子。在我所在的年级，我是仅有的五个亚洲孩子之一；那所学校现在大概有 50%的学生都是亚裔。
当时有人跟我提到特别高中的事，可能是辅导员告诉我的。我买了本学习辅导书并参加了考试。后来我进了布朗克斯科学高中，我还记得自己因为以两分之差没能被史岱文森高中录取而感到沮丧。我不是尖子生，不过我是个好学生。我申请了康奈尔大学并进入候选名单。最终我去了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
现在我有两个孩子，一个大学毕业已经工作了，另一个正在布鲁克林读中学。我后来几乎完全投入为特别高中奋斗的事业。我与人共同创办了Place NYC，这是一个志愿倡导组织，致力于推动更严格的 K-12 全程儿童教育。这个组织有超过1.5万名成员。它是因为受纽约市的学校多元化咨询组织的激发而成立的，这个组织 2019 年的时候建议取消各种天才儿童教育项目。许多参加特别高中的学生家长认为这是个可怕的苗头。
我认为，平权运动可能会损害那些为了有人关注、不被区别对待而奋斗的移民。它让那些移民到美国的家庭感到他们的志向遭到打击。我迫不及待地希望看到它的终结。我认为所有学生都应该得到平等对待。我不认为应该考虑种族因素。
我自己和其他具有相似背景的人能过上比较好的生活，这在这个国家是一件很正面的事。我信奉个人的能动性。即使在我自己的家人里面，也有人不爱学习、不想很努力地工作。他们给自己的生活选择了不同的东西。要说这是种族问题，我不这么认为。
洛雷娜·冈萨雷斯·弗莱彻(Lorena Gonzalez Fletcher)，51 岁
加州劳工联合会主席◼圣迭戈
我父亲十几岁时从墨西哥移民到美国。最初他在加州圣迭戈县的草莓园里工作。我母亲就出生在美国，在伊利诺伊州东圣路易斯市。她上了两年的职业学校，成了一名护士，但仅此而已。我生活中有大学经历的人不多。
我们居住的加州维斯塔市是一个种族分化很严重的地方，那里有很多拉丁裔工薪阶层，也有很多富裕的白人家庭。每年我拿到我的课程计划表时，他们总是让我参加为高中毕业后就进入劳动力市场作准备的职业班。于是我母亲就会请上一天假，找到学校力争让我被分到快班。我是以上大学为目标的班级里唯一的拉丁裔学生。我母亲非常坚决。她的态度是“你是要上大学的”。
上到12年级的那个2月也许是3月，辅导员找到我。她跟我说我应该申请一所州立大学，比如加州州立大学系统的学校。我说太迟了。你为什么现在才跟我说这个？我已经申请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伯克利分校，还有斯坦福大学、康奈尔大学、乔治敦大学。
斯坦福愿意招收我。我之前的高中学业能力考试(SAT)和学科考试成绩都不错，但我们没有钱上 SAT 备考班。我从来没有过指导教师。开学第一周，我和其他同学就开始讨论找谁为我们的大学申请写推荐信。有个同学说，“哎，找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译者注：她是美国最高法院首位女性大法官）吧。”另一个人说，“找州长吧。”帮我写推荐信的是我11年级时的一名老师和一位找过我帮她临时照看孩子的女士。
后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给了我全额奖学金。我所在的班级非常多元化，形成了一种有助于成功的氛围。学习宪法法、刑法、家庭法时，学生背景的多元化非常重要。一些学校如此关注平权运动并不是因为他们多么友善。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也能从中得到些东西。
1996 年，确定招生时考虑种族因素属于非法行为（的209 号提案）通过的时候，我正在法学院读书。那年年底，已经怀孕8个月的我被叫到院长办公室，然后被告知我的全额奖学金将被取消。直到那时候我才知道，我的奖学金跟种族因素有关。那笔钱原本用于支付我的学费和 1万美元的生活费。我当时说，我即将成为一名单亲妈妈，现在我该如何完成法学院的学业？感谢加大洛杉矶分校，他们告诉我说他们会想办法。他们的确那么做了。他们最终帮我解决了学费问题。而且你知道吗？我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了业。
2013 年我当选为州议会议员。2020 年，在乔治·弗洛伊德抗议事件期间，有那么一小段时期，人们感到“我们应该关注一下系统性种族主义。”我与他人共同起草了一项宪法修正案，要求推翻209 号提案，再次允许实行平权运动。修正案在州议会获得通过，但我们还必须把它列在选票上让选民们投票。当时民调情况看上去不错。我们筹到了款并且很努力地推动此事，但到最后我们还是输了。对人们来说，认为根本不应该考虑种族因素的反平权运动立场听上去很公正。但问题是，对于有色人种来说，这个世界并不是那样运转的。
克里斯蒂娜·黄(Christina Huang)，19岁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学生◼新泽西州里奇伍德
我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第一学年的课程刚刚结束。我是中国移民的孩子，也是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我在新泽西州北部一个以白人为主的社区长大。我外表上就跟别人不一样，我父母有口音，我吃的食物也不一样。这些差异成为我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冠疫情期间，反亚裔仇恨情绪开始抬头，我们看到亚裔美国人受到攻击，当时很艰难。我参与了在新泽西州通过一项法案的工作，它要求在课堂上讲授亚裔美国人的历史；我也意识到从事社群活动是我的强项之一。
来到北卡罗来纳大学后，我有机会看到我提交给招生办公室的入学申请文件。我的成绩还不错，但是，是读高中时参加的课外活动及亚裔美国人维权活动令我能脱颖而出。了解一个学生的整体面貌非常重要。否则的话，我不知道自己能否被录取。
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我努力推动教育机会平等运动和平权运动。我成立了一个组织来创建一个研究亚裔美国人的辅修科目。
去年夏天我听说了最高法院那个涉及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案例，但我来到学校之后，似乎没什么人谈论此事。我和其他几个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北卡罗来纳大学平权运动联盟。我们总的想法是教育学生了解校园多元化的重要性。去年10月，我们前往华盛顿开展了口头辩论，在最高法院外台阶上的一个集会上作了演讲。我们已经发展成一个大型组织。
我很喜欢进行这些对话，但有时很难。我记得我妈妈曾打电话来问我有关平权运动的事。她说家里那边有些人告诉她，我所说的那些话伤害了亚裔美国人社区。也有人找到我这么说。
如果平权运动伤害了亚裔美国人，作为一名参与倡导者，我也会反对它。但从研究成果和证据来看，我看到自从亚裔美国人移民美国以来，他们一直在利用平权运动并从中受益。如果我们已经见到了它的积极影响、然后又说我们无法再支持它了，就因为我们自己已经实现了社会地位跃升，这么做是不公平的。
有一项学术研究大致认为，如果我们取消平权运动，亚裔美国人将会失去位置。我认为，那些反对意见与所谓模范少数族裔的神话有关——也就是认为亚裔是个很努力的群体。但是也有很多亚裔美国人自身并不是很成功。如果我们试图将一种属于天生反黑人的刻板印象固定化，这么做也是在抹杀亚裔美国人社区曾作过的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