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立新
一
读罢作品，我心潮澎湃。
读罢作品，我思考良久。
在一般的读者看来，《新生》这个书名似乎没有什么新奇之处，然而只有唐山人才知道在这平淡无奇的两个字的背后，到底承载着多么惨痛悲绝的代价和令人战栗的回忆。
我出生长城脚下、黎河岸边的依山傍水的弹丸小村。虽然隶属于唐山这座重工业城市，但对我来说那是一个遥远的存在。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来到唐山，是在上中学的时候，参加飞行员的体检。临来前，我们这些从农村来的青年学生被集中到遵化县武装部集合，带队的首长给我们训话，说唐山是城市，到那里以后一定要遵守纪律，不要到处乱跑走丢了。然后，我们就驱车七十多公里来到了唐山，在地区招待处暂住一夜就匆匆而别，并没有留下过什么深刻的印象。
我第二次来到唐山，是在1976年7月22日，正是酷热难耐的盛夏时节。当时我正从位于祖国大西南的四川大凉山腹地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回到老家探亲，受一名同在基地政治部宣传科工作的同事的委托，特意转道唐山给他在唐山工作的爱人带一副中草药。这对两地分居的中年夫妇，男方叫甄大军，女方叫周帼英，都是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同窗。男方出生在安徽铜陵农村，毕业后被分配在我们部队，女方出生在上海郊区农村，毕业后被分配在唐山人民广播电台。两个人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孩子。女方曾经来过部队探亲，一直想调过来。我到唐山只住了一夜，女方不仅帮我洗干净了衣服，还带我在小山大世界看了一场由唐山京剧团演出的《节振国》，并在第二天下午亲自送我到唐山火车站。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刚刚返回部队不到一个星期，就从广播中得知唐山发生大地震的噩耗，特别是那句“受灾极为严重”，给我们这些唐山籍的同事们带来了极大的恐慌，纷纷写信与家里联系，可惜都联系不上。甄大军更是着急万分，整天如坐针毡，寝食不安。直到十多天后，终于等来了唐山的来信，然而却是他爱人的女同事写来的，沉痛地告知他周帼英已经在地震当夜罹难。甄大军伏案大哭，嚎啕不已。
我第三次来到唐山，是在1981年初。当时我从部队转业，先是被安排在唐山地区文化局创作科、后来地市合并转到唐山文联，相继担任《冀东文艺》和《唐山文学》编辑、主编和唐山市文联副主席。我刚来的时候，唐山还是断壁残垣，满目疮痍，到处都是破损的街道，到处都是低矮的防震棚子。
转眼间，我已经在这座城市工作和生活了长达42年，但是我始终没有忘记震前来到唐山给周帼英送中草药的情景。她的丈夫在多年前病逝，她在唐山已经没有任何亲人，而我作为战友的唐山同事，从内心深处却一直惦念着两件事：一是专程到南湖地震纪念墙上刻着的二十多万罹难者名单中仔细查一下是否有她的名字；二是每到公祭日，用花束献上我这个唐山亲人的久远而深切的怀念。
二
我在唐山，亲身经历了两个新生。
一个是物质的重生。举世震惊的唐山大地震是二十世纪人类生存史上最惨绝人寰的悲剧，仅仅几秒之间就使这座被称为中国蒸汽机革命摇篮、具有百年历史和百万人口的华北重工业城市沦为废墟。从1979年下半年开始，唐山着手大规模的恢复建设，一座崭新的城市不仅迅速在废墟上拔地而起，而且乘着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向沿海推进，相继建成了唐山港京唐港区和曹妃甸港区，由一个近海的内陆城市真正成为沿海城市，吞吐量位居世界第二位，从而实现了十年震后恢复，十年经济振兴，十年快速发展，十年展翅腾飞。我曾经以极大的热情，深入到一个又一个沸腾的施工建设现场，满怀激情地书写发生在这方生机勃勃的土地上的传奇故事，不仅创作出版了包括《曹妃甸》《首钢大搬迁》《大海上的钢城》在内的百万字系列长篇报告文学，还远赴万里之遥的塞尔维亚，创作出版了反映唐山人创造了“一带一路”奇迹的《多瑙河的春天》。
另一个是心灵的重生。猝不及防的大地震使唐山付出了二十四万人罹难、十多万人伤残的无比沉重的生命代价、家庭代价和情感代价。包括截瘫人、地震孤儿们在内的八十多万幸存者，即使躲过了灭顶之灾，但也都面临着失去亲人的巨大痛苦和撕心裂肺的情感断裂。每个人都被推上了厄运的断崖，成为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恐怖记忆。尽管四十多年过去了，但是只有历尽劫难的唐山人才知道心灵疗伤之路是多么漫长、多么沉重。我曾经无数次深入到许多震后重组家庭去了解他们“含泪的婚礼”；我曾经无数次深入到唐山截瘫疗养院，去了解那些生存艰难的人们，我曾经无数次深入到社会福利院，去了解那些失去父母的地震孤儿孤独的心灵复苏历程。我怀着极大的同情心，先后创作发表了《震撼大地的十年》《地震与人》《维也纳来的母亲》等系列作品。
新唐山的崛起，经历了文革末期到改革开放这一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时期。改革开放的澎湃浪潮，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物质世界，也改变着我们的心灵世界。新唐山的崛起，不仅仅是物质城市的涅槃重生，也是唐山心灵的重铸与重塑。
三
唐山的崛起为我们作家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应该客观地承认，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们出现了许多书写新唐山崛起的文艺作品，有的是从抗震救灾的角度切入，有的从经济建设的角度切入，有的从地震学的角度切入，有的从社会学切入，都为弘扬唐山抗震精神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也必须实事求是地指出，关注震后心灵变迁的优秀文学作品依然寥若晨星。
这给我们带来一个需要探讨的创作命题：文学到底是专注于改造客观世界，还是专注于改造主观世界，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在世界文坛，列夫·托尔斯泰是我们一直仰慕的珠穆朗玛峰之一。他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就是三座巍峨山峦。我们许多人都在学习列夫·托尔斯泰，一直把他当作文学创作的楷模。我也崇拜列夫·托尔斯泰，洋洋三大部我都不止一次地反复认真研读过，阅读得多了也就自我感觉已经了解这位文学大师的创作奥秘了。
直到有一年，我有幸飞往距离莫斯科195公里的雅斯纳亚·玻良纳镇的托尔斯泰庄园，亲身感受到他所在的创作环境和生活环境的时候，我才对他的作品有了新的理解，并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顿悟到我对列夫·托尔斯泰的了解是多么自以为是，是多么肤浅偏狭。
那么，我们与托翁的差距到底在哪里呢？
差距不仅仅在于文学的表达，而是创作观念的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人生面对两个世界：一个是主观世界，另一个是客观世界。我们的作品更多地关注如何改造客观世界，而不太关注如何改造主观世界，也就是说外在的东西多，内在的东西少。而列夫·托尔斯泰在作品中也关注如何改造客观世界，然而更多的却是关注如何改造主观世界，关注外部世界的动荡对人物内心的冲击所激起的内心变革风暴和灵魂的觉醒。因为只有实现内心的凤凰涅槃才能使自己的心灵强大起来，才能有一种无往而不胜的强大力量。
文学是人学。人有两种属性，一种是自然人，承担着改造主观世界的使命，人分男女，就会产生情感，走进婚姻，悲悲喜喜，折磨不断；二是社会人，承担着改造客观世界的使命。但是这两者并不是特立独行的，更不是直接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是相互作用的，是和谐统一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作原理，可惜长期以来被我们忽视了，或者说一直就没被我们所发现。
四
反映震后恢复的文艺作品已经够多了，但是当我读到长明这部名为《新生》的长篇小说，为何仍然兴致盎然？
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没有仅仅关注改造客观世界这个表面，而是倾注于改造主观世界。
唐山大地震有两个废墟：一个是物质的城市的废墟；另一个是心灵的废墟。要战胜城市的废墟，几年十几年新的城市就会横空出世、凌然崛起；而要从心灵废墟上崛起，要经历更加严峻的挑战。
要写好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
因为我们从震后的第二年就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崭新时代，随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随着企业改制，随着大批农民进城，各种剧烈变革带来的想象不到的矛盾和冲突如同汹涌的潮水一样呼啸而来，每个人都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革，每个人都经历着观念变革的巨大痛苦，每个人都经历着转型时期的无奈、煎熬与突围。
我们正在经历最伟大的也是最剧烈的变革，这是又一场“心灵地震”。如何冲破思想的牢笼，把这个社会最重要的问题提出来，这就是作家的任务。
问题来了，文学到底应该是写痛苦还是写快乐？
有人说是写痛苦，有人说写快乐。文学既要写痛苦也要写快乐，这是一种战胜痛苦后的快乐，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痛苦与快乐。
第二个大问题，文学到底应该是写重大题材还是要写日常题材？
转型的题材并非一定要写重大题材，问题不在于作家写什么，而在于怎样写。如果你对生活无动于衷，毫无热情，即使你遇到十分感人的重大题材也会写得干干巴巴，变成枯燥无味的说教。文学是非常敏感的，作家一定要怀着一颗好奇之心，去发现去写作。当改革之风开始吹皱一池春水，机灵的作家一定要具备在第一时间把风暴即将到来的预感传递出去的才能。
五
长明不属于正面强攻的重量级作家，不追求气势磅礴，不追求高山的巍峨和大海的辽阔，而是以一种坚韧的温柔，将波澜不惊的情感故事像绵长的溪流一样穿过山峰挟持的高山峡谷，流过坦荡无垠的山野平原，浇灌人间万物，滋润读者心田。
长明是个情感细腻、情怀浪漫和具有丰富想象力的作家。他不追求宏阔而铿锵的时代意义和政治意义，而是关注芸芸众生的生存意义、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意义。他不追求周天寒彻的时代风云，而是善于在没人注意的地方发现艺术的新芽，并向着未来睁大新奇的眼睛。在他的眼里，世界没有乏味的东西。他最大的本事是把别人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故事，经过他的妙笔生花变得新鲜而陌生。他知道每一条道路的拐弯处到底在哪里，路旁的每一根植物的特征是什么。
长明是个勇于走进情感雷区的作家。他深入到人类情感的最深处，怀着一颗巨大的好奇之心，去发现属于自己的敏感地带，去发现新的人生、新的体验和新的感受。他知道纷乱的乌云在大气中的积聚到什么时候就会达到极限，从而裂变出第一道撕裂天空的痉挛闪光。
长明是一个很有耐性的作家。性格不仅决定命运，而且决定作品的气质。他对所要讲的情感故事似乎并不着急，而是慢悠悠地写来，把一群小人物的情感故事写得如此波澜起伏，妙趣横生，如同有一根牵的线，使我们手不释卷地读下去，情感之河激起一串又一串的浪花。
长明是个向往远方的作家。他的作品从唐山人出发，却并不局限于狭隘地域的表达，而是随着情感的波澜一圈又一圈地不断拓展延伸。他的作品不仅仅向人们讲述一个有意思的故事，而是超越故事的本身，传递出这片土地上所洋溢出来的特定品质。
新生这个词，对于唐山作家来说，对于七百多万新唐山人来说，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文学表达。新生是涅槃重生，新生是脱胎换骨，新生是生命再造，只有经过炼狱般的痛苦才能催发出一个新的生命，而新唐山就是八十多万幸存者在战胜内心痛苦之后，勇敢地站起来的再生城市。
这正是这部书的真正文学价值所在。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真诚地感谢长明的独特贡献，并献上我们发自内心的崇高敬意，并坚定地相信在未来的文学创作中，我们这位情有独钟的作家还会向我们开掘出更让我们怦然心动的情感之河，并倾听到这位在新生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唐山之子，用文学之橹激荡出更加动人心魄的迷人桨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