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振江
翻阅史书，会发现许多蕴含独特智慧与思想的至理名言，司马迁就有两段主旨相同的肺腑之言，参透世事，启迪心智。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为西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曾任太史令，他博学多识，以修三千年史为己任。可惜壮志未酬，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在临终前将毕生所愿托付给儿子司马迁。三年后，司马迁继承父业，开始《太史公书》，也就是《史记》的撰写工作。怎奈世事难料，天汉三年（前98年），名将李陵孤军深入，败降匈奴，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而入狱，次年更被处以腐刑，这给他的肉体与精神带来极大的创伤，他也因此明了生死大义：“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决心效仿左丘明立德、立功、立言，在获释后，他忍辱负重，专心致志，发愤著书，于征和二年（前91年）完成《史记》的撰写工作。《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规模巨大，体系完备。
在《史记》的自序（《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在陈述家世及父亲的嘱托之余，抒发了孤愤悲戚的感慨：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这些历经磨难而发愤著书的圣贤、豪杰，皆因自己的理想和主张无法实现，所以通过追述往事、思考未来的方式来排遣心中的愤懑与郁结。据王国维先生考证，在受李陵事件牵连数年后，司马迁借回复任安这位疑有“不忠之心”、行将被腰斩者的信，即《报任安书》，再次“夫子自道”。不仅是自身遭遇不幸，他还亲历了西汉王朝的由盛转衰，长歌当哭，痛定思痛，他以不惧困厄的卓绝者自勉: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该引文出自朱东润先生据宋景祐年间的影印本《汉书》，有的版本与此存在出入，如“西伯”为“文王”、“圣贤”为“贤圣”等，这些出入无关宏旨。不经苦厄、屈辱的千锤百炼，恐怕是难以有所成就的。古往今来，无数圣贤、豪杰都是在千锤百炼中磨砺出伟大的心性与斗志。
《孟子·告子下》里有广为人知的不朽古训：“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司马迁的肺腑之言，似乎在为孟夫子的训诫作注。
需要注意的是，司马迁修史不仅是对历史进行回顾与总结，还将自己的所思所想融入其间，从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李零教授认为，《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如果此说成立，《报任安书》便是司马迁的浓缩版“心灵史”。这两段肺腑之言，则可视为司马迁“学术史”与“心灵史”的精神内核。
苏轼在《晁错论》中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若想成就大事，不仅要具备超凡出众的才能，还要有百折不挠的意志力与宠辱不惊的承受力，在这方面，司马迁堪为典范。
